在适当的发展环境中，当人们对自身财富利益有清晰正确的认知时，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也就变得相对容易。然而，这两项工作—财富利益的认知与社会制度的完善—的推进和适应，需要迅速汇聚许多有利的条件。现实中，我们民族所拥有的条件，远远未能满足这方面所有必要的要求。

在民族生活的某个阶段，一项任务显著地超越了其他工作，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关键，促进了劳动的全面发展。罗斯民族处于欧亚大陆的交界，森林与草原的交错地带，远离古老文明的中心。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几乎没有继承任何传统文化遗迹，甚至未曾发现古代废墟的踪迹。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罗斯人只能通过激烈的战斗来获取和守护财富。他们必须费尽心力抵御来自草原邻族的掠夺，这些邻人时常夺走他们最肥沃、最难防御的领地。因而，罗斯民族在行动策略上，更多依赖自身的经验和直觉判断，尽管外来知识和技术逐渐传入，起初是偶尔经商的罗斯人带回，后来则是拜占庭文化的渗透。

由于全民族的利益和国家需求压倒一切，个人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打理自身事务，谋划个人生活。古代罗斯人从田野、森林或草原劳作归来，疲惫不堪地走进那冒着烟、简陋而肮脏的草屋，面对的却是最为基本的生活需求和重重物质困境，这些现实无疑极大限制了他们在精神文化创作上的发挥。

个人在精神领域有所成就，往往需要一定的闲暇时间、平和环境，以及来自社会的激励和支持。直到十九世纪之前，俄罗斯文学的整体水平一直表现出天赋有限、思路不连贯的特点，尽管偶尔出现过一些文学天才。但与此同时，罗斯人民的生活引起了研究群众性劳动和民间无名艺术的学者关注。

这些成果体现在丰富的民间作品中，如民谣、谚语、俗语、童谣和歌谣，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们体现了对个人生活、自然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的直接观察，往往精确且深刻，但并未发展成为一种创造性改造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理论体系。

民族的发展力量和方法尚不足以支撑超出其现有水平的创作和社会变革。要明确前进的方向，首先必须清楚自己的历史根源，知道自己来自何方，以及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作者指出，这些历史事件塑造了我国统治制度的独特性质，这些条件与统治阶层的政治观念和习惯，以及国内经济结构相互结合。稳固的统治必然以一种固定的理念为基础，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

然而，这种稳定的理念在早期并未真正形成，十一世纪的王公们还保持着祖先那种游牧民族的海盗式风格，来自草原的威胁和生活方式深刻影响着他们。与其说他们是罗斯领土的统治者，不如说是该地商业的保护者和边境军事的守卫者。

正是因为这些军事防御任务，王公们获得了赋税、巡税、审判税以及商业税等名义上的收入，这些赋税是他们的政治权利，而保卫国土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十一世纪的罗斯王公，在政治面貌上与九世纪的祖先相似，依靠军事和手工业组织互相争夺富裕城市，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形成了紧密的集体，而不再是偶然结合、为谋取利润和资源而游走的群体。他们必须遵守长幼有序的制度规则，以维护集体秩序，避免个人的冲动和无序行动。

确实，在国家保持正常运作的情况下，这些王公继承了祖先的统治观念和习惯，未阻碍他们从游牧保卫者转变为各地的固定统治者。各地的物质福利取决于内在经济实力，一旦雅罗斯拉夫的后代获得土地分配，他们便各自开发和剥削所掌控的经济资源。

他们确立了更为有效的行政和防卫组织，将领地视为固定的私有财产，并传给子孙继承。基于这种制度，我们可以在我国历史上看到类似的发展轨迹。

不过，在十一至十二世纪的第聂伯河罗斯地区，王公们的统治意识和习惯面临国民经济条件的阻碍，妨碍了他们顺利完成这种转变。

作者进一步指出，罗斯各地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如长毛野兽、蜂蜜和蜡等。然而，这些财富的价值依赖于对外贸易市场，只有当连接切尔尼戈夫、佩列雅斯拉夫，尤其是基辅通往草原贸易路线畅通无阻时，才能实现其经济潜力。

即使是细微的贸易阻碍，也会对罗斯偏远边区的手工业和经济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第聂伯河及其支流如同神经网络，将整个国家联系起来，使得王公们难以在各自辖区独立施政。

他们必须联合力量，集中兵力保卫受威胁最大的南部边境。诺夫哥罗斯的王公时刻关注草原广袤的威胁，南部的亲属如佩列雅斯拉夫和库尔斯克王公也时刻警惕边境安全。

即使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南部边境的安全。保卫国家的共同责任和深厚的氏族感情，使得雅罗斯拉夫后代不敢将土地划分为固定继承部分，仍然保持着领地不可分割的思想。

然而，尽管经济联系紧密，不同地区受到的外来威胁却不均等，南部最为脆弱，往往是最富有的领地，却也是收入最少、危险最大的地区。地区的繁荣程度受制于与基辅的距离、主要河流及沿海市场的远近，以及与草原威胁的距离。

各地区的经济和战略地位形成了王公领地制度的独特结合。若各地经济和安全状况不平衡，年长的斯拉夫王公通常会试图占据最富裕、最安全的地区，而将最危险的领地留给年轻一代，从而形成稳定的世袭领地。

作者论述，在以长幼顺序为核心的统治理念指导下，各领地保持着一定联系，组成了联邦结构。王公间的相互关系由其始祖雅罗斯拉夫数位儿子的辈分决定。

王族划分为几个宗家，长者往往掌控最重要的宗系和地区，但经济和战略条件的限制，使得这一制度无法完全落实。王公们的共同利益要求将防卫最危险地区的责任赋予拥有最大资源和能力者。

这些权利往往与个人辈分相挂钩，年长者拥有最高权力和亲兵，政治军事地位也最高。然而，辈分随着王公的去世而变化，从一个宗系转移至另一个宗系，取决于出生和死亡的偶然因素。

随之，王公们需要根据辈分顺序，轮换管理不同危险和财富的领地，促使罗斯各地区经济紧密结合，王公们氏族关系牢固，维护领地不可分割的传统。

主导王公间政治意识的正是这种以氏族辈分为基础的统治模式，结合地区的经济与战略地位，使顺序制具有灵活且动态的特征。雅罗斯拉夫后代世代相传的统治习惯，赋予领地按辈分顺序变换管理的性质。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十一至十二世纪王公领地的“顺序制”。这一制度源自王公们的政治意识、传统习惯与国内经济结构的独特结合。

在研究王公关系时，苏益达尔地区呈现出生活的巨大转变。王公关系从旧的基础向新的基础过渡。作者指出，在旧基辅罗斯时期，王公的统治地位由其宗族身份决定，反过来，宗族身份又受其领地状况影响。

这意味着，北方王公关系的重心逐渐从个人身份转向土地所有权，统治关系的基础由辈分变为实际力量，即封邑和随从人员所形成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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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从“罗斯受洗”看拜占庭对俄罗斯宗教的影响[J]》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英美学者关于古罗斯国家起源研究[J]》

《古罗斯维切制度探秘[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