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五年，福建汀漳龙道张集馨奉旨调任陕西督粮道。按照惯例，道员级别的官员被调动时，必须回京履职，接受皇帝的召见。张集馨心知肚明，陕西督粮道乃是官场上公认的“天下道府第一肥缺”，心中难掩喜悦。然而，他也清楚，这次回京所需花费颇大。于是，临行前几日，他便精心拟定了一份详尽的送礼清单，家中亲属四处筹借银两，凑足了整整一万六千两。

谈及送礼，这绝非简单之事，而是一门深奥的“技艺”，张集馨深谙官场规矩。回京路上，他反复核对那长长的礼单，生怕遗漏一项。幸亏他办事细致周全，这回入京送礼既恰到好处，又赢得了京官们的一致认可。凭借这份“功课”，他得以在陕西督粮道任职顺利三年，随后又荣升陕西按察使。

那么，在清代官场，送礼究竟讲究哪些门道？这些细节恐怕远非外人所能想象。清初，地方官的法定收入并不丰厚，法律上仅有微薄的俸禄。雍正朝之前，地方官入京送礼多局限于直系上司、同年或同乡的京官。雍正帝登基后，推行养廉银制度，旨在改善地方官经济状况，使其安心在地方履职。

但雍正的改革步伐过快，养廉银标准过高，地方官一夜间摇身变成富翁，反倒使得原本收入较高的京官阶层陷入困境。对此，雍正朝再次提升京官待遇，实行双俸制，虽有所改善，但京官们仍不满，觉得双俸基数偏低，难以与地方官的养廉银比肩。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地方与京官收入悬殊巨大，必然引发财富再分配的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敬”这一陋规应运而生，成为官场上的必备“收入”。一般来说，“敬”主要有三类：冰敬、炭敬和别敬。冰敬，通俗说即“降温费”，是每年夏季外省官员需按时送给京官的冰块；炭敬即“取暖费”，每到冬天必送。理论上讲，京官收入尚可，自购冰炭无虞，但以“敬”名义向外官索取，显得名正言顺。

而“别敬”则稍显复杂，指外官因调任需入京述职，或京官外派任地方官时，临时赠送的财礼。这三者合称为清代官场的“三敬”，屡见不鲜。到了乾隆年间，官场送礼的套路基本固定，文献中也有“京信常通，炭敬常丰”的惯用说法。

官场送礼多属暗箱操作，表面不显山露水，但所有官员心知肚明。以督抚为例，级别越高，所需送礼金额也越大。京城内必不可少的部门主要有军机处、内阁、六部、都察院等权力核心，此外，虽级别不高但权势较大的司官也难以忽视。譬如户部、刑部掌管国家钱粮与刑名事务，日常与各地督抚往来频繁，因此户部、刑部的郎中、员外郎成为送礼重点，不慎“失敬”，后果严重。

至于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等级别稍低的官员，由于与京衙门联系有限，多只需送礼给京堂等官员。除了上级，京中的同乡、同年则构成重要的政治利益集团，彼此之间虽有情谊，但关键时刻更是利益互换的纽带，礼金一分不可省。地方官任职省份的京官老爷，自然也得投其所好破费一番。例如浙江籍官员若任广东巡抚，必然要给在京的广东籍官员献礼，以示支持和拉拢。

其他非核心部门视情况而定，如翰林院的翰林们，虽眼下地位不显赫，但仕途广阔，日后晋升入阁的可能极大，因此提前打好关系尤为重要。至于鸿胪寺、太常寺、钦天监、太医院等衙门，则只需送达长官即可，无需逐一敷衍。

三敬的数额亦有固定规矩。据野史笔记记载，不同级别官员所需送礼从八两至四百两不等，标准依据官阶确定。大致如下：首席军机大臣四百两，其他军机大臣三百两，军机章京五十至一百两；协办大学士、部尚书、左都御史二百两，侍郎一百五十两；郎中一百两，员外郎八十两；翰林及各部主事八至三十两不等。

或许有人觉得八两十几两送礼并不奢侈，但数量庞大，总额必然惊人。就如张集馨此次调任陕西粮道，光送礼花费就高达一万七千多两。送礼还需注明送礼者及数额，但明文写出数字不够体面，官僚们便发明了以诗代数的方式。

金额较小者以八韵或十韵的梅花诗代替，数十两则写数十韵梅花诗，大几十两用贤人诗，三百两以上则用毛诗代称。如此一来，原本铜臭味十足的送礼礼单立刻变得文雅隽永，既显体面，又含蓄隐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