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前期的政治结构，受到宋代职官制度影响尤为深刻，尤其是枢密院的设置。枢密院在高丽政坛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其台官和谏官的职能也常常被合称为“台谏”，显示出其在监察制度方面的特点，显然受到宋代台谏合一模式的影响。北宋时期，台官的权力和职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北宋初期，设立了中书门下（宰相办公处）、枢密院和三司，这三个部门共同主导着国家的政务。

枢密院在北宋时期具有重要的参政职能，不仅处理国家重大事务，还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和削弱了宰相的权力。为了有效牵制中央行政机关，并且突出谏官的独立性，北宋政府将谏院设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天禧元年（1017年），真宗首次在门下省旁边设置了谏院，标志着谏官的职能从宰相的直接控制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行使职权的机会。随后，在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七月，谏院从门下省迁至其他地方，成为与中书省、门下省分离的独立机构，从此，谏官不仅不再受宰相约束，还与御史台共同承担台谏职能，进一步加强了对宰相权力的牵制。

随着神宗元丰（1078–1085年）时期的三省制度恢复，谏院被废除，并归属于中书门下后省。直到高宗建炎3年（1129年），三省合并为一省，新的谏院重新设立，并不再隶属于门下省和中书省，而是作为独立的机构行使职权。总结来看，宋朝的谏院一度脱离宰相控制，成为独立的监察机构，台官和谏官合并成为“台谏”，积极履行对宰相和枢密院的监督职责。

高丽前期，面对日益严峻的女真问题，显宗将中枢院改编为枢密院，枢臣的地位随之提升。特别是文宗之后，随着女真问题的加剧以及国内门阀势力的膨胀，战争不断，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王想要掌握政治主导权变得愈发艰难。为了应对这一困境，高丽开始借鉴宋代部分中央官制，睿宗时期甚至命令枢密院不得独断军机大事，同时也允许中书门下的宰臣参与边疆军事事务，以此牵制枢密院的权力。

随着宰枢二府需要共同“议断”国家大事，宰臣们逐渐干预了军事事务。为平衡这种权力过度集中，肃宗时期设立了谏院，并加强了谏官的独立性。为了进一步限制宰相和枢密院的权力，睿宗强化了监察制度，将台官和谏官合并，称为“台谏”，进一步增强了对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的牵制作用。由此，台谏在国王的政治意志下更加活跃，谏官作为言官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一发展趋势在朝鲜时期得到了继承与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谏官与御史的职权有所不同。谏官负责向国王献策，劝谏其遵循正道，而御史则专责监督和纠察官员，约束百官。唐代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御史具有谏诤职能，但实际上，台官也能参与谏诤，尽管这一职能并不显著。宋代的御史不仅负责弹劾纠察，还在谏诤活动中表现活跃。高丽亦是如此，台官同时承担着谏诤职责，因此台谏往往兼具两者的功能。

例如，北宋曾派遣承信郎许立和进武校尉林大容等人出使高丽，睿宗因接待礼节不当遭到了台谏的批评，台谏便展开了对国王指令的谏诤行动。实际上，台谏往往能够联合起来对国王发起谏诤行动。弹劾职能最初是唐代御史台的专责，而台官通常不具备独立的弹劾权。直到北宋时期，台官开始具备弹劾朝中大臣的职权。高丽时期，台谏常常联合弹劾官员，如在毅宗时期，尽管内侍官员郑諴获得了国王的宠爱，但当他因违制而遭御史弹劾时，国王偏袒郑諴，甚至将弹劾他的御史小吏囚禁。此时，台谏群起抵抗，最终迫使国王妥协，免去郑諴等人的职务，御史台也在这场斗争中获得了胜利。

此外，在毅宗时期，台谏多次上奏，要求召回刚正不阿、敢于弹劾权贵的御史台小吏李份，并流放那些违法乱纪的官员，如郑叙、梁碧和金旵等。台谏的联动作用在很多情况下促使国王对违纪的官员进行严惩，确保了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与公平。高丽的御史台职能可追溯到新罗的司正府和泰封国的内奉省，经过对这两者的继承，并在大规模借鉴唐宋制度的基础上，高丽的中央监察制度得以建立。

虽然高丽在引进唐宋官制的同时，也保持了许多本土风俗与传统，其官制呈现出一种杂糅的特点，但君弱臣强的政治现实始终存在。高丽国王甚至无法私自接见大臣。例如，白任至因私事拜见国王，尽管得到国王优待，但这种行为却与高丽的旧制相违背。台谏对此未予驳斥，导致朝廷百官对此产生了不满。洪汝河也指出，君弱臣强的局面违背了君臣之道，导致高丽君臣礼制难以确立。世宗曾提到，按前朝的规定，流窜至各地的逃犯应由大臣派遣捕拿，这一做法进一步体现了高丽君弱臣强的弊端。

这种政治现实被贵族集团视为高丽的“土俗”。沈光世在朝鲜王朝中期曾感慨道：“丽朝上下五百年，悍臣相继执国命。惩前毖后终莫改，无乃天定人难胜。”虽然高丽前期确立了御史制度，但由于贵族政治的特点与王权的薄弱，御史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随着高丽中期武臣阶层凭借军功逐渐崛起，权贵的兴起使得监察制度难以制衡政坛，进一步加剧了政治腐化的隐患，因此，高丽前期的御史台逐渐失去了应有的弹劾权力，甚至出现了萎缩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