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提到的《头条创作挑战赛》上篇中，我们讲到，晚清的县令每年仅在雇佣幕僚、向上级送礼等必要开支上，就需要支出约3万两白银。那么，这些钱究竟是如何筹集的呢？接下来，我们将详细探讨晚清州县官的几种主要收入来源。

晚清的州县官收入分为两部分：一是朝廷的正式俸禄，二是非正式收入。其实，除了官方薪水之外，几乎所有收入都属于“灰色收入”。

首先，朝廷俸禄普遍偏低。以杜凤治任南海知县时为例，每年的收入总额大致为：俸禄45两，养廉银1500两，办公费用30两，总共为1575两。这些收入几乎只能勉强支付两位师爷的工资，养廉银还时常遭到克扣。可见，单靠这些收入，县令的生活并不宽裕。

其次，不同地区州县官的薪水差异也相当大。像南海这样的较大县，经济较为发达，因此薪酬较高，而广宁等地则较为普通。以杜凤治在广宁任职时为例，年俸45两，外加600两养廉银，算下来，他刚刚到任时，面临还债和养家压力，日子并不富裕。正因为如此，单凭朝廷的俸禄，连家庭都难以维持，捞取非正式收入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些收入成了他们的主要来源，也是晚清官场中的公开秘密，几乎所有官员都在通过这种方式来补贴家用。

县令的收入，除了来自上级的礼物，也包括来自下属的“礼金”。节日、婚丧、生辰等场合上，官员送礼成了常态，而下属则借此机会向县令行贿，官场中的这些礼品往往是双向的。再者，衙门中的佐杂等官员常常通过不正当手段从中获取好处，收取财物、贪污公款、插手公共事务等，最后还会分给县令一部分，以确保大家都能从这笔灰色收入中获益，避免日后遭遇麻烦。

根据晚清的惯例，当县令刚到任时，士绅会送上一笔“到任礼”，离任时也会有“离任礼”，数目不等，通常从几百两到几千两不等。此外，当地商人开店或创业时也需送礼，以维系与县令的良好关系。以广宁为例，当地有24家造纸厂，每年合计送礼高达1200两，而当地的士绅则会不定期赠送礼品，这些都体现了晚清官员如何利用“关系”来获取不菲的收入。

这些所谓的“礼物”虽然大多是为了维持私人关系，但最具油水的还是“税粮”。晚清的税收大多是以实物（粮食）折合为银两来缴纳，而具体折算标准并未明确规定，因此给了州县官员大量的操作空间。据记载，同治初年，广东地区每100斤粮食的市场价折合1两白银，但州县官员却普遍要求按每百斤5两来折算，足足是市场价的5倍，这成了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朝廷对此毫无反应吗？表面上看，朝廷并不关心具体如何收税，只要各地按规定交齐任务款，其他的事情基本不管。其次，这样的行为使得官场上下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每个人都能从中分一杯羹，谁又愿意去破坏这种局面呢？

然而，确实有一位官员试图改变这一现状，他就是蒋益澧。1866年，蒋益澧从浙江调任广东任巡抚，到任后，他发现这种折价征税的行为极其不合理，决定要求各级衙门按市场价征税。这个决定让他与广东官员产生了强烈的对立。时任广东总督瑞麟表面上不敢反对，但私下却通过向中央告御状，最终导致蒋益澧被降职并调离广东。他只在广东待了一年多，显然，官场中的利益链条如此坚固，任何挑战者都无法存活。

清朝在科考的舞弊问题上，虽然出台过一些严厉的处理措施，但效果并不显著。尤其是在地方官员主办的乡试和院试（即童试和秀才考试）中，作弊现象泛滥成灾。命题、阅卷、录取等各个环节都由地方官员掌控，根本无法有效监管。例如泄题、放松监考、替考等手段屡见不鲜，甚至考生的姓名可以提前透露，这给了行贿者极大的便利。据记载，南海文试的第一名需要支付3000两白银，而武试第一名则为600两，其他名次根据关系递减。总之，只要金钱足够，无论是文盲还是行贿者，都能考上秀才。

此外，衙门中的佐杂等人员，常通过这类考试赚取不义之财。由于涉及的事情杂乱繁琐，且金额较小，县令通常并不看重。但这对下面的衙门小官来说，却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就像日记中记载的一桩案件，杜凤治担任罗定州知州时，陈家和李家为争夺祠堂土地而上诉，李家花费了一万多两银子来打点各方，最终李家胜诉。

除了这些常规的收入渠道，晚清官员还常常通过利用职权获取额外利益。例如，盐铁专卖政策规定，只有官方持有执照才能贩卖，而私自贩卖则会受到重罚。然而，县令们常利用其职务便利，在出行时携带私盐，借此牟取私利。

综上所述，晚清州县官的收入途径丰富多样，其中既有官方俸禄，也有大量来自非正式渠道的收入。这些“灰色收入”加起来，让官员们能够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正如杜凤治在其日记中所记录的，他在广东为官十多年，带回家至少4.5万两白银，按当时的购买力，这相当于能购买400万斤粮食，相当于如今约500万美元。如此巨大的财富，难道朝廷完全不知情吗？答案是否定的，清朝的《大清律例》对此有规定，但由于无法有效执行，甚至朝廷也懒得去管。

首先，送礼和收礼在晚清官场中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几乎没人视其为腐败。地方官员收取这些“礼物”被视作理所当然，甚至如果不这么做，反倒会被认为是异类。因此，官员们普遍认为自己是在“合规”操作，甚至会将自己当作“模范官员”，在日记中表现出勤政和为民的形象。

其次，只要地方税务和任务能够完成，朝廷就不会过多干涉地方官员的具体做法。地方官员通过这种方式“自给自足”，也能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降低统治成本。

总的来说，晚清官场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整个官场从上到下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官员们利用权力获取私利，而百姓则成为被压榨的对象。最终，这样的腐败无疑加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

至此，杜凤治日记——关于晚清官场的工作职责、支出和收入来源等三篇文稿已完结。鉴于一些读者提出希望更详细介绍其他方面内容的要求，我会在后续更新中逐步整理并呈现更全面的晚清官场生态。由于内容繁杂且需查阅多方资料，整理进度可能会稍显缓慢，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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