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四年到建安十五年，赤壁之战后，刘备抓住曹操败退的机会，迅速扩展自己的势力。凭借这一时机，刘备一口气夺下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个郡，再加上原本就有的江夏郡夏口城（江夏三分，曹孙刘各得一部），以及从东吴借来的南郡南部（北部属于曹操），刘备的势力已经占据了大半个荆州。

刘备稳住江南的根基后，便开始给手下的将领封官：关羽被封为荡寇将军、襄阳太守；张飞被封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后来转任南郡太守）；赵云被封为牙门将军、桂阳太守；诸葛亮和庞统则分别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还兼任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的总税务官（负责管理财物和物资的官员），庞统则担任了参谋长，负责战略规划和决策。刘备收下江南各郡大约是在建安十五年，所以从《三国志》中的“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这一句话，可以推测关羽等人的封爵也应当是在建安十五年。但事实上，荆州的治所襄阳郡早在建安十三年就已经落入了曹操的手中。关羽在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慑华夏的辉煌战绩后，虽然并未攻克襄阳和樊城，但“襄阳太守”的封号始终只是个空头支票。

值得注意的是，刘备给张飞封新亭侯，而关羽的汉寿亭侯爵位不变，并不是疏忽。这是因为，关羽的汉寿亭侯实际上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荆州治所曾设在武陵郡的汉寿县（在夷陵之战后被孙权更名为吴寿）。刘表担任荆州牧时，将治所迁至襄阳，所以关羽有可能在未来晋封为汉寿县侯，名副其实。

按照汉朝的官制，每个郡设一位太守，职务为“二千石”，掌管军政大权，并且拥有举荐孝廉的权力。张飞和赵云都拥有自己的领地，他们有机会选拔和举荐自己欣赏的人才，并可以征兵、解决军需问题（并不完全依赖诸葛亮的划拨）。然而，关羽因为被困在襄阳，无法享受这些特权，他时常惦记着“襄阳太守”这个空头职位，而心中不免生出一些焦虑。虽然他也有一份权力，但却因曹仁如牛皮糖般紧紧粘住襄阳，始终无法拔得头筹。

从历史记载来看，刘备在任命关羽为襄阳太守时，其实是在为更大的战略目标布局。虽然关羽的“襄阳太守”在当时并无实际权力，但刘备深知，襄阳对于荆州的战略意义至关重要。刘备封关羽为襄阳太守，意在为将来全面并吞荆州，建立起稳固的战略支撑点，并为进攻中原打开通道。建安十五年到建安二十四年，关羽一度当了十年“有名无实”的襄阳太守，尽管他曾被封为前将军，但这一职位依然未能改变他“襄阳太守”的空虚地位。

在关羽担任襄阳太守期间，刘备的战略也在逐步推进。随着建安时期的变局，荆州的南部（包括江夏、长沙、桂阳等郡）已经被划归东吴，而关羽的襄阳太守职务仍然没有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时的职位，应该是“前将军、假节钺、襄阳太守董督荆州事、汉寿亭侯”。这意味着，关羽实际上是荆州地区的行署专员，既代理荆州省的省长，又掌控了荆州的军事指挥大权，他的地位比四方将军还要高，甚至比军师中郎将诸葛亮更具实权。

刘备这一布局的深远意义在于，他有着一统中原的雄心，而关羽作为刘备的二号人物，理应担负起关键任务。关羽不仅是刘备进攻中原的重要筹码，刘备也深知，只有关羽拿下襄阳和樊城，荆州才会有一座稳固的屏障。曹操之所以始终把弟弟曹仁安排在襄阳，就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地区控制着战争的主动权。而关羽的空头“襄阳太守”职务，则是刘备这一战略棋局中的关键一子。

当时，孙权希望与刘备建立亲密关系，甚至提出与关羽联姻的提议，这其中的隐含意图便是要分裂刘备与关羽的联盟，削弱刘备在荆州的影响力。然而，关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孙权的提议，并且表现出强烈的抗议情绪，这恰恰暴露出刘备高超的战略眼光——他把关羽赋予了全权，并将进攻中原的重担交给了他。关羽深知自己的使命，并且立下誓言：“大丈夫既领重任，除死方休。”

诸葛亮的“隆中对”早已指明了刘备的战略方向：一旦天下有变，刘备将指挥荆州军向宛、洛进发，而关羽则会带领荆州的兵力攻占长安，这不仅可以为刘备称帝铺平道路，更能让他复兴汉室。刘备的计划明确且远大，他与关羽联手进攻中原，比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更为稳妥。

如果刘备能够成功地进入长安，夺回中原，那他便有了足够的资本称帝。后世称刘备为“烈祖”，其地位与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并驾齐驱，不仅因为他恢复了汉室，还因为他具备了开国之君的所有素质。然而，历史却没有按照刘备的计划走，庞统的意外阵亡，使得刘备的计划发生了偏差，这一失误也导致了整个局势的改变。刘备未能如愿一统三国，而关羽的襄樊之战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谜题。

若没有庞统的阵亡，关羽攻占襄樊，刘备可能会一统三国，成为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帝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