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中的《台儿庄之战》一章，有着对这场战斗详细的回顾：“来犯之敌，南北两路都是敌军的精锐，企图借着南北战场上，扫荡我军主力百余万人的余威，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夹攻。殊不知，敌人居然在明光遇阻，再挫于临沂，三阻于滕县，最终在台儿庄决战时，彻底败北。”（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在回顾中承认：“临沂、滕县两役，是台儿庄大捷之前最为辉煌的序幕战。然而，这两场艰苦的血战，却全是由那些被中央长期忽视的‘杂牌部队’打出来的。尽管这些‘杂牌部队’在其他场合往往畏缩不前，但在五战区，他们却个个生龙活虎，英勇无畏，一时成为了美谈。”

李宗仁提到，临沂、滕县的惨烈战斗，的确是由那些“杂牌军”打的。而他自己所领导的第五战区，在蒋中正的眼里，同样也是“杂牌军”。李宗仁与白崇禧代表的桂系，与云南的龙云、卢汉，山西的阎锡山，以及四川的刘湘、刘文辉等，曾都是蒋中正力图消除的对象。事实上，中央军对这些地方军的轻视，是众所周知的。而在这些“杂牌军”之中，也存在着一条复杂的鄙视链。

例如，曾参与蒋桂冯阎中原大战的军队，往往看不起那些仅在自家门口进行“叔侄对战”的川军——他们作战时常常是农忙不打仗，过节不出兵，婚丧嫁娶时仍然按部就班，甚至打赢了敌军后，还会为失败方留下些许地盘收税过日。而川军的军官，白天奋勇作战，晚上却能聚在一起打麻将，两个最大的军阀之间，竟然会互称“幺爸”，过节时互相拜访，仿佛把打仗当作是游戏。在这些桂系、滇系、晋系军官的眼中，川军的作战精神几乎是“过家家”的性质。

川军的装备，惨不忍睹——对于一场战争而言，他们缺少重型武器，甚至重机枪、火炮都几乎见不到，装备的水平远远低于其他地方的正规军。然而，在国家危机之际，川军的血性与决心，却让他们在战场上毫不退缩。“川军虽然装备差，但他们出川时是带着生死决心的。”李宗仁深知这些川中汉子的困境，他体会到，川军不仅装备匮乏，甚至连补给线也不稳定。他在回忆中提到：“因为无法从正规渠道购买补给，士兵们所使用的枪械，很多是土制的，质量极差。参加抗战时，虽然是为了国家大义，急于出川，但因缺乏补给，粮草采购只能就地解决，这对军纪的影响不小。”

值得注意的是，川军虽然补给不足，但并非劫掠民众，而是“强买”粮草。在山西的阎锡山地盘上，川军依旧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当川军抵达山西时，阎锡山的部队已丢失太原，川军还未站稳脚跟，就被迫与日军作战，补给问题极为严重，甚至需要通过“强买”晋军的军械库进行补给。这一行为虽非抢掠，却也给阎锡山带来了麻烦，他以此向蒋中正投诉，指责川军“抗日不力，扰民有余”，并极力阻止川军加入第二战区。

阎锡山一贯精打细算，绝不肯给川军提供任何资助，连军饷都不给。而川军则“强买”补给物资，士兵们在装备上几乎没有任何优势，依然在恶劣环境中与日军拼杀，战斗意志却远超许多人预期。然而，阎锡山却拿川军不当回事，甚至将他们的存在视为“包袱”，并在蒋中正耳边说：“这些人能带来什么帮助？”

老蒋一度考虑让川军撤离，但就在此时，白崇禧作为旁观者，看到了机会。他迅速向老蒋提出建议：“让我打电话问问五战区李长官，看看他是否需要这支队伍？”李宗仁此时正面临兵力不足的困境，听闻白崇禧的提议后，立刻答应：“太好了！正需要兵力，赶紧调过来！”

尽管白崇禧先行提醒，“川军的作战能力可能不如其他部队”，但李宗仁毫不在意：“如果他们能做稻草人，那也比没有人好吧？快点调过来！”这番话充满了李宗仁的幽默，也透露出他内心的无奈与坚持。

当川军正式接管后，李宗仁不仅迅速为他们补充了武器，还向中央请求了五百支新枪与迫击炮，尽管这些补给数量有限，但他对川军的信任并未改变。与川军一起出川的邓锡侯、孙震等，也对李宗仁有着深厚的尊重和支持。

然而，川军的艰难处境远不止于此。加入第五战区之前，第二十二集团军的两万士兵，经历了西北战场长时间的苦战，损失惨重，装备也十分简陋，缺乏足够的火力支持。1938年1月12日，川军被派往滕县南北方向布防，与日军展开殊死拼杀。面对日军装备精良，兵力强大的敌人，川军表现出了非凡的耐性与血性。即便大部分士兵未曾接触过重型武器和机械化装备，他们依然在滕县守卫了整整三昼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日军在与川军的对抗中，也吃尽了苦头。川军的耐力和适应性让敌人不敢小觑。日军的一位军官赤柴八重藏在回忆中说道：“四川军的作战方式非常特殊，他们能在山地上巧妙地进行夜袭，常常利用包围阵势，给我们造成极大困扰。”这不仅证明了川军的战斗力，也让日军对其刮目相看。

尽管如此，川军依然承受了巨大的伤亡，滕县之战后，川军的损失超过了七成，但他们的战斗力依然保持。此役后，李宗仁深知川军的战斗力，并对他们的牺牲表示敬意。在台儿庄大捷时，川军更是英勇奋战，最终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后，我们不禁思考：如果你是蒋中正或李宗仁，在面对几乎导致战役崩溃的汤恩伯，你会如何做出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