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曹操的用人之道与其权谋心机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建安十九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先后发布了三道重要命令：《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和《举贤勿拘品行令》。易中天先生在分析三国时，曾用十六个字概括曹操的用人原则：“实事求是、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来者不拒。”这一原则深刻反映了曹操在用人上的睿智与宽容。

细读这三道命令，我们不难发现，曹操对于人才的品德并没有过多苛求：“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曹操推崇的是能为国家效力的人才，而非单纯的道德楷模。在他看来，优秀的治国理政能力远比高尚品德更为重要，正因为如此，他在用人上展现出极高的包容性。

三国时期的争霸实际上也是一场人才的争夺战。曹操的用人策略看似粗暴——他几乎是把所有潜力股都招揽进麾下，哪怕是有些并不符合传统标准的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如同一个在黑夜中捉取果实的农夫，不论新鲜与否，只要能用的都一并纳入囊中。这种做法让人看起来，曹操仿佛对人才的选拔没有任何原则。但仔细思考，曹操其实并非毫无底线。他在德与才之间往往追求微妙的平衡：对能力超群但品行稍有瑕疵者，他仍然会重用；而对那些品德高尚但能力一般的，他也会放心使用；但对于那些能力极强却品德极差的人，曹操绝不会心慈手软。

曹操深知忠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忠诚的敌人和叛变的战友一样可怕。因此，在选择部下时，他会从多角度来衡量属下的忠诚。像荀彧这种德才兼备的君子，他对汉朝的忠诚显然更偏重，而与其相比，擅长权谋的贾诩则因其善于自保、利用局势更让曹操青睐。正因如此，曹操在用人时，往往会依据实际的情况作出调整，选择最符合时局的人才。

曹操的用人资源远超刘备和孙权。他所掌握的人才甚至让诸葛亮的四个老朋友中的三个投靠了曹操。徐庶成为了曹魏的御史中丞，孟建担任了凉州刺史、征东将军，石韬历任郡守和典农校尉，这些都是曹操人才战略的成果。易中天先生曾评价曹操是“可爱的奸雄”，称他拥有海纳百川的胸襟。的确，曹操能容纳众多不同背景的人才，但他并非毫无原则。他能宽容，但也会选择在某些人身上划清界限，尤其是那些犯下大错或与他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者。

说到曹操的铁腕处理，吕布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即便吕布投降，曹操仍毫不留情。曹操并没有因吕布降伏而放弃羞辱他，而是故意用讽刺的语言激怒他：“为了抓到你，我都累瘦了，你这小子，背妻而爱诸将妇，难怪你的部下纷纷倒戈……”这种言辞的背后，是曹操对吕布的深深不信任。即使吕布稍微强硬一些，或许还能死得有些体面，但他最终还是沦为曹操手下的祭品。

吕布是能力极强但品德极差的典型代表，曹操对这种猛将的态度很明确：“杀之，绝后患”。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马超，马超虽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但曹操与他之间的仇恨已经无法化解。即使马超向曹操提出和解，曹操依然选择了用贾诩的计谋将其彻底击败。曹操的眼中，马超是一颗不容忽视的祸根，绝不能让他活下去。

曹操的容忍度在某些情况下显得尤为高，这点从他对待张绣的态度可以看出。虽然张绣杀死了曹操的亲人，曹操并未对其进行极端报复。贾诩曾为曹操解说，作为一个有“大丈夫”志向的统治者，曹操选择释私怨，以广施德行。张绣欠了曹家的命，而不是曹操欠了张绣，因此曹操能够以大度的姿态对待这个曾经的敌人。

除此之外，曹操对刘备的恨意则无可化解。刘备在曹操的权谋生涯中，始终是一个无法容忍的对手。曹操在两次与刘备的较量中，始终心有不甘，而在官渡之战时，他选择亲自出马，击退了刘备。曹操一直知道自己的敌人只有两个：刘备和自己。在刘备多次从他手中逃脱后，曹操悔恨不已，若能早些解决刘备，三国的格局可能就会截然不同。曹操曾言：“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他内心深知，刘备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这份仇恨也随着两人多次碰撞而不断积累，最终演变成了曹操无法释怀的结局。

总结来看，曹操的用人之道虽然看似包容，但实际上充满了权谋与深思熟虑。对待不同的人才，他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策略，既能宽容大度，也能果断处理不可容忍的威胁，这种权衡与掌控的艺术，正是他能够成就霸业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