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百多名将军级战犯被分为十三个学习小组，其中第一组的组长是邱行湘，第三组是陈长捷，第八组是郑庭笈。他们都是在第一批特赦的名单上。

1959年，总共有33名战犯获得特赦，其中10个名额属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些特赦者包括：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的中将司令杜聿明，徐州“剿总”的中将副司令王耀武，第二绥靖区的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曾扩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第四十九军的中将军长郑庭笈，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中将主任宋希濂，十二兵团第十八军中将军长杨伯涛，天津警备司令部的中将司令陈长捷，第二零六师少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以及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周振强、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卢浚泉。

有些人质疑杨伯涛只是少将军长而非中将军长，但根据特赦资料，他的确是中将。这个问题可能与蒋系军衔体系的混乱有关，因为职务军衔和叙任军衔并行，导致区分不同军衔变得复杂。在蒋军体系中，尤其是在山东和淮海两次战役期间，可以看出，蒋军的军衔结构十分松散，“少将多如狗，中将遍地走”，上将刘峙虽然挂名负责山东和徐州战事，但实际指挥的是中将王耀武和杜聿明。王耀武和杜聿明的副手，李仙洲和文强，也是中将。而他们手下的兵团司令，大多也是中将，许多军长甚至也是中将。

《特赦1959》中的王耀武的“小迷弟”叶立三，其历史原型是七十三军军长韩隽，他的军衔为中将。而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击毙的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若非王耀武的提携，恐怕永远都只能因为杀妻罪而困守囚笼。王耀武在担任中将时，把他捞了出来，让他担任了“上校候差员”，后来甚至晋升为中将，与王耀武平起平坐。张灵甫在孟良崮战死，甚至连进入战犯管理所的机会都没有，因此也无法与韩浚争夺“佐公第一弟”的头衔。

王耀武在蒋家王朝的地位非同寻常，不论是张灵甫还是黄埔一期的李仙洲，大家对黄埔三期的王耀武都非常敬重。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王耀武自然而然成了“最有权”的战犯之一。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提到：“学习小组长之上还有一个学习委员，直接由管理所负责人领导，而王耀武则是学习委员。”王耀武不仅在小组内与大家共同学习，学习结束后，还会召集各组长开会，了解各小组的学习情况，并将汇总后的情况报告给管理所领导。

沈醉对王耀武非常钦佩：“在旧社会，王耀武确实是个拔尖人物。他真有一套升官发财的本领，黄埔第三期毕业的他，能担任一个省的军事与政治要职，黄埔一、二期学生里，也只有胡宗南这样的人物能与他相提并论。”王耀武的地位直接影响了特赦名单的决定，因此他在“功德林战犯四委员”中最为重要。其他三位委员——文娱委员宋希濂、卫生委员曾扩情、生活委员庞镜塘，也有相当重要的职能。沈醉曾亲眼目睹这些委员的威风：“他们来缝纫组检查时，总是先问我们对学习、生活、文娱、卫生等方面有什么意见，而杜聿明总是答得简单明了：‘都很好，没意见。’”

杜聿明曾在战前是王耀武的“半个长官”，两人有着紧密的合作。杜聿明在被俘之前，也曾上级身份到济南视察，并提醒王耀武注意吴化文。进入战犯管理所后，杜聿明成为了“第一批特赦”名单上的一员，而沈醉则继任了缝纫组组长，并成为了第二批特赦者。

王耀武的评语对每位战犯都有极大的影响，其他三位委员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曾扩情，作为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曾为蒋家的“十三太保”之一，在战前担任过四川省地方武装统一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庞镜塘则是王耀武在山东的“搭档”，他负责党务，王耀武负责军政，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连被俘时都几乎是前后脚。

在这些委员中，只有庞镜塘是第二批特赦者，这已经让其他战犯十分羡慕。想要获得特赦，成为委员通常会比普通小组长更快。比如，学习小组长宋瑞珂、董益三，劳动小组长沈醉，都是第二批特赦的对象，而沈醉和董益三的背景——特务出身——如果表现不好，是很难这么早被特赦的。

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提到：“邱行湘站立在与他过去的生活截然不同的新起点上，提出了许多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他意识到，作为战犯管理所的学习小组组长，人生的价值远超过他在国民党青年军整编二〇六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时的职位。”

关于庞镜塘的军衔，笔者未能找到确凿资料，因此只能通过比较“功德林战犯四委员”中谁的本事最大、资格最老、带兵最多来讨论。在这方面，王耀武、宋希濂和曾扩情这三位中将的差异显而易见。曾扩情自1928年起便晋升为中将，但由于与蒋中正的关系疏远，最终被边缘化。相较之下，王耀武和宋希濂则拥有更为显赫的地位和权力。

王耀武和宋希濂的军职和“领地”已经提到过了：宋希濂更专注于军事，王耀武则是“军政一把抓”。在《特赦1959》中，黄维暗讽宋希濂十四兵团全军覆没，但实际上，王耀武在济南时，仅剩一座孤城，而他的副手李仙洲却已有五万多人被“抓猪”。从这点来看，王耀武的兵力和能力似乎更胜一筹。

综上所述，王耀武无论在能力、兵力，还是蒋中正的信任方面，都远超其他委员，成为“功德林战犯四委员”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