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驾崩之后,整个蜀汉政权陷入了极大的动荡与不安,随时面临崩溃的危机。在这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肩负起重振政权的重任。他耐心地辅佐年幼的少主刘禅,逐步稳定了蜀汉的内部秩序,使得政权得以缓慢回归正轨,迎来了相对的安定期。
当时蜀汉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便是南中的叛乱。由于蜀汉政权尚未完全稳固,诸葛亮在权衡局势后,决定采用安抚和招降的策略,以和平为主导。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北方有强大的曹魏大军虎视眈眈,东边又被孙权牵制,南边三郡又爆发叛乱,蜀汉陷入了前后夹击、内忧外患的艰难境地。
在初步稳住国内局势后,建兴三年初,诸葛亮亲自率军南征,誓要平定这场叛乱。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征战,直到当年秋季,叛乱终于被成功平息。面对南中复杂的少数民族,诸葛亮采取了与当时其他统治者截然不同的政策。即便部分民族叛乱较为严重,他仍以“和为贵”、“抚慰为先”的原则对待。而那些未参与叛乱的南中羌族和西边的诸戎,也同样得到了安抚和优待。
值得一提的是,史料记载诸葛亮甚至将南中最强悍的青羌族军队迁移至蜀地,组建了五个部队,战斗力卓越,无人能敌,被誉为“无当飞军”。这支由羌人组成的职业军队,成为了蜀汉时期极具威慑力的精锐力量。
诸葛亮此举可谓是从根本上化解危机,稳固后方,为即将发动的北伐战争做好充分准备。南征不仅是为了肃清叛乱,更是为了确保北伐前线后方的安全稳定。南征结束后,他广泛征调南中民众入伍,这不仅充实了军队兵力,也有效削弱了潜在的叛乱力量。没有足够的兵源,叛乱者即便心怀不轨,也难以付诸行动,达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
在诸葛亮的北伐历程中,羌人军队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相关记载,诸葛亮在公元228年至234年间,先后发动五次北伐,途经羌人聚居的秦州、凉州等地。掌控了“无当飞军”的诸葛亮,在这些关键地区拥有了战略上的优势。
第一次北伐因马谡失误而告负,蜀汉复兴的梦想也因此变得渺茫。尽管之后几次北伐依旧未能彻底扭转局势,诸葛亮仍坚持从凉州方向推进,重视羌人集中地凉州的战略意义。
对于凉州,诸葛亮有着明确的目标。经历多次失败后,他意识到“兴复汉室”的伟大理想恐怕难以实现,只能退而求其次,力求彻底掌控凉州。凉州虽属曹魏管辖,但其防御和管理较为薄弱。凉州自西汉时建立,是汉武帝设立的十三刺史部之一。到了曹操晚年,凉州才被纳入曹魏版图,但并未受到重视。
此外,凉州的马超在败给曹魏后投奔刘备,并与当地势力保持密切联系。《马超传》中记载魏臣杨阜曾说:“超……甚得羌胡心。”可见马超在凉州军民心中的影响力深远。马超死后,其弟继承了其旧部,种种历史渊源让凉州民众心理上更倾向于蜀汉政权,曹魏因此在凉州的统治屡遭阻碍。
正是这些因素使得诸葛亮率军进军凉州时,当地三郡迅速归降。虽然后续北伐连连受挫,凉州的占领未能完全实现,但蜀汉借助凉州羌胡对抗曹魏的策略始终未变。
诸葛亮去世后,羌人将领姜维得到重用,延熙六年被任命为镇西大将军和凉州刺史,但最终也战死于北伐途中。在姜维四处征战期间,汶山太守王嗣秉承诸葛亮“和抚”政策,继续团结羌胡。根据《三国志》记载,王嗣“绥集羌胡,皆归服,诸种素桀恶者皆来首降,嗣待以恩信,使北境得以宁静。”
在王嗣宽厚的统治下,许多雍州、凉州的羌胡纷纷背叛曹魏,归附蜀汉。后来,王嗣在随姜维出征时受重伤身亡。得知他的死讯后,许多感念其恩德的羌人痛哭流涕,送葬当日数千人到场,显示他在羌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
继姜维、王嗣之后,几乎没有人能在羌人中建立如此威信。尤其是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北伐逐渐停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政策也逐渐改变。蜀汉国内矛盾激化,姜维北伐屡遭内部阻挠,刘禅对权臣黄皓的宠信更是让朝政腐败。公元253年费祎被刺杀,黄皓掌权后,蜀汉国势日渐衰微,最终走向灭亡。
随着蜀汉覆灭,曾经备受重视的羌人军团也渐渐没落。传闻有一支羌人部队在蜀汉灭亡时西逃,最终在今日缅甸定居,成为缅族的祖先。学者发现缅甸部分地区风俗与蜀汉时期羌族文化有相似之处。缅甸的“骠族和缅族”被认为是古羌族在不同时间进入缅甸的分支,且他们将诸葛亮奉为神明。
缅甸勃固有一座著名的孔明城,据传是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推广汉族经济、技术与文化的结果。随着民族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传入缅甸,改善了当地部族生活,使诸葛亮在此地的影响力极高。
因此,中缅边境一些民族对诸葛亮十分崇敬,不仅视其为神明,还尊称为“阿公阿祖”。一些聚居区建有诸葛祠、武侯庙,常年祭祀诸葛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蒲甘国有诸葛武侯庙”;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则提到“普坎(今缅甸蒲甘)城中有武侯南征碑”。
这支迁入缅甸的羌人军团还有另一个使命。清代黄协埙在《锄经书舍零墨》中记载,缅甸木邦国一块碑文中刻有诸葛亮遗言,称“异日皇帝过此”,被认为是当年羌人军团受命迁徙时所立的预言。
未料这一预言在千年后竟成真。1644年,清朝入关,崇祯帝自缢,清军占领北京,顺治帝登基称帝。南明遗臣拥立朱由榔为永历帝,但面对清军强大压力,永历节节败退,最终于1659年逃至缅甸。
南明内部对逃亡目的地意见纷纷,有主张出巴蜀、有主张转往湘桂边区联络少数民族抗清,最终黔国公沐天波等提出退守滇西,紧急时入缅避难。永历采纳后仓皇西逃,恰与诸葛亮千年前的预言遥相呼应。
永历虽知当地民族系羌族后裔,但对预言未加重视。后来史学家普遍认为,永历入缅是三条逃亡方案中最糟糕的选择。若当初入巴蜀或湘桂边区联络抗清力量,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反之此举加速了南明的灭亡。
永历入缅后无心抗清,南明境内大臣多次请求其回国未果,反而加剧了政权瓦解。缅甸统治者平达力初时允许永历入境,但不允许其以此为基地反攻云南。永历安稳停留本可和平共处,然而其支持者屡次发起武装冲突,引发缅甸社会动荡,导致平达力被废黜。
继任者莽白即位后,杀害了永历随行官员42人,并以永历支持者不断挑衅为由,将矛头指向永历。加之清朝向缅甸施压要求引渡永历,缅甸开始谋划削弱永历势力。
平达力曾拒绝清政府交出永历的要求,因而被废。莽白上台数月后,吴三桂率清军兵临阿瓦郊外,缅甸形势危急。莽白急派使臣承诺交出永历。
永历虽知大势已去,仍抱有幻想,致信吴三桂恳求宽恕,表示自己对清无仇无怨,愿受其指挥,期望得以善终。然而这封信在吴三桂眼中不过是垂死挣扎。
同年十二月初三,缅甸将永历押送至清军大营,吴三桂携其回京复命。康熙元年,清圣祖玄烨昭告天下永历被擒。翌日,吴三桂押送永历返回云南,不久便在演武场用弓弦将其绞死。
临刑之际,不知永历是否忆起千年前诸葛亮的预言,曾不以为然的他,命运似早已注定。也许诸葛亮的那句话是对后人的警示与激励,希望后世能继续匡扶汉室;然而,冥冥之中却成了明朝最后一帝的死亡注脚,预言悄然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