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的政权架构都重视将军权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并且在其军制中体现出这一点。北宋也不例外，它的军制体现了极高的中央集权，这一点从赵匡胤在位期间的体制设计中得到了极为鲜明的体现。与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的军事体制相比，北宋在集权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独到之处，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正因如此，这种高度集中的军事制度成为了宋代皇帝们继承和传承的重要制度遗产，成为了历代帝王的“传家宝”。

北宋的军事体制中，中央集权的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其军事领导结构。回顾中国历史，从秦汉到隋唐，掌管军事的职权通常由宰相、大司马或六部中的兵部来负责。然而，北宋在这一点上别具一格，除了保留兵部之外，还特别设立了与之并列的枢密院与三衙两个军事机构。为了进一步加强集权，皇帝还可以临时任命“率臣”来协同处理军事事务，从而形成了三个平行的掌兵机构。枢密院、三衙和兵部互不隶属，各自独立，又相互制约，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军事领导体系。这样一来，中央政府的军事领导人多达七位之多，各自分别负责不同的军务。然而，由于这些机构各自向皇帝报告，导致了相互间权力的重叠与制约，使得各掌兵机构的实际权力大大受到限制。这种复杂的制度表面上看似是分权，实则是将皇帝对军权的集中控制进一步强化。例如，枢密院掌握兵籍与兵符，三衙管理各路军队，而“率臣”则主导兵权，三者各自负责不同领域，却又在皇帝的掌控下相互牵制。

北宋军制的高度集权不仅体现在军事指挥结构上，还在兵力的调配与更戍制度中得到体现。北宋初期，实行了“内外相制”的屯驻制度和“兵无专主”的更戍制度。这两项制度的设计目的，显而易见。所谓“内外相制”屯驻制度，指的是将驻守京城的军队与驻扎在地方的军队的兵力进行平衡，使得驻京军队的数量和各地驻军的兵力大致相当，从而确保地方武将无法利用兵力掌控政权；而“兵无专主”更戍制度，则要求将军队临时拆分并打乱原有的隶属关系，使得每个军队单位都由不同的将领轮流指挥。这样的制度安排，意在让将士之间缺乏稳定的上下关系，从而减少他们结成权力集团的可能。最终，分兵与将兵分离的目的，还是为了防止地方武将的权力膨胀，使得皇帝能在此制度下牢牢掌控全军的指挥权。

北宋军制的集权，还进一步体现在对将领作战指挥的严密约束上，尤其是通过“阵图”的制度。所谓“阵图”，是指皇帝在宫中事先拟定的详细作战计划，并交由将领执行。根据这些预定的“阵图”，将领们不得自行更改作战计划，甚至在战场上，即使将领们取得了胜利，若违背了阵图的指示，也可能受到处罚。相比之下，即使因为遵循“阵图”而打败仗，失败的将领通常也不会遭受过多责罚。这一制度的核心作用，是将军事指挥权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通过“阵图”来限制将领们的个人指挥权，确保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在皇帝的掌控之下。自北宋太宗时期起，阵图成为了皇帝对前方战场的指挥手段，反映了皇帝对军队的极致控制。

这一高度集中的军制，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从唐末到五代，中原地区的战乱不断，几乎每个政权的更替都伴随着武将的兵变与叛乱。赵匡胤登基后，深知这种乱局的危险，他亲自采取了集中军权的措施，力图杜绝五代时期的遗祸。他继位后，迅速采取了诸如“收兵权”等一系列果断措施，确保军队不再有可能像过去那样形成独立势力，威胁中央政权的稳定。这些改革虽在赵匡胤时期尚未完全展开，但为确保政权长期稳固，赵匡胤的继任者们都积极继承并进一步强化这一制度。最终，这种集中的军事体制，成为了北宋历代皇帝的治国之策，且逐渐发展到极致。以至于后来史学家提到中国历史中的军事体制时，常常会提到“重文轻武”或“以文制武”等现象，这种前所未有的制度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军制发展轨迹。

总的来说，北宋的军制所表现出的高度集权，既是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回应，也是赵匡胤治国理政的精心设计。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皇帝将所有的军权集中在中央，并通过一系列的精密安排，防止了武将的权力过度膨胀，确保了中央政府的长期稳定。虽然这一制度在后来的历史中受到了一些批评，但不可否认，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的确为北宋政权的稳定与延续提供了坚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