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祐四年（907年），在权臣朱温的逼迫下，唐哀帝被迫禅位，标志着唐朝的灭亡。一个曾经强盛一时的帝国，瞬间崩塌，取而代之的是各地藩镇割据、争斗不断的五代乱世。这场变局让无数人感到惋惜，虽然安史之乱使唐朝逐渐走向衰弱，但在后来的中兴帝王努力下，曾一度有过复兴的希望，然而晚唐的积弊已难以治愈。即便是唐太宗那样英明的皇帝也无法挽救局面，唐朝的灭亡最终成了无法避免的命运。

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逐渐膨胀，中央朝廷无法彻底剿除这些藩镇，反而让它们的权力得到了相对的保护。唐代宗之后，中央政策便着眼于藩镇之间的力量平衡，尽力通过神策军的制衡来对抗某些不听话的藩镇。神策军本身便是中央的铁杆力量，联合周边藩镇形成强大的威慑力，确保一旦出现叛乱行为，能迅速平息。尽管部分藩镇偶尔会做出背离中央的行为，但大多数时候在神策军和其他藩镇的夹击下，叛乱往往都无疾而终。

借助这一制衡机制，唐朝虽然处于半割据状态，但除河朔外，大多数藩镇的分裂行为很难得逞。历史上诸如剑南西川的刘辟、浙西的李锜、淮西的吴元济等地方藩镇，在挑战中央时，迅速就被朝廷平定。即便是在唐僖宗时期，除了魏博、成德、幽州和河西归义军这几个强大的藩镇外，唐朝基本上维持了表面上的统一。

然而，黄巢的起义彻底打破了这一脆弱的平衡局面。黄巢的游击战术让一些藩镇逐渐脱离了朝廷的控制，开始放肆挑战中央权威。尤其在广明元年（880年）12月，黄巢攻陷长安，唐朝中枢遭受重创，唐僖宗和田令孜被迫逃亡，前来勤王的藩镇也在混乱中失去了组织协调的能力，朝廷的指挥失去了控制。

在朝廷忙于逃亡的过程中，各地藩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为了平定叛乱，许多藩镇被允许扩大军队规模，甚至可以停止向中央上缴赋税。此时，藩镇们的军队和财政完全独立，朝廷已经没有能力再加以约束。在乱世中，能保持自给自足的藩镇几乎无人再理会朝廷的命令。

虽然黄巢之乱最终被平定，但藩镇之间的平衡彻底崩溃，随之而来的是藩镇之间的吞并和相互争斗。在唐昭宗时期，许多藩镇直接操控了中央政权。朱温吞并天平、淄青、魏博等重要藩镇，李克用则通过操控代理人来确保对河朔的控制；而西川节度使王建更是通过不断扩展势力，把川蜀地区变成了自己的私人领地。唐昭宗虽然名义上是皇帝，但他对这些藩镇的控制力几乎为零。

随着这些强大的藩镇逐渐壮大，它们不仅威胁到中央的威信，还通过笼络朝臣，控制朝政。比如李茂贞、王行瑜、韩建等人，屡次进军长安，直接要挟唐昭宗，使得朝廷的威严荡然无存。即便是那些较弱的藩镇，也能借机威胁中央，唐昭宗甚至在这些藩镇的胁迫下，发动了针对李克用的战争，结果却遭遇惨败。

除了藩镇的日益强大外，地方州的独立性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唐宪宗试图通过改革实现“强州弱镇”，但藩镇的势力越来越大，地方州的独立性也逐步加强。在巨大的财政和兵力控制下，这些州已经能够在藩镇之间的战争中左右摇摆，唐朝的地方控制力几乎崩溃。

安史之乱后，北方的局势一度变得极为混乱，许多地方的赋税收不上来。维持中央开销的主要税源来自东南地区，但由于财政开支过大，削藩需要资金、养兵需要资金、官员薪酬也需要资金，唐朝到了中期后，因财政困窘，多次尝试削藩但终究无力实施。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唐朝后期逐步建立了庞大的财政官僚系统，其中度支和盐铁系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黄巢之乱的动荡直接打击了度支和盐铁系统，尤其是茶税和盐税的收入几乎完全丧失，失去对河中池盐的控制后，朝廷财政进入危机状态。四川作为“天府之国”，也逐渐被王建控制，使得中央财政雪上加霜。到了唐昭宗时期，国库几乎空空如也，军队缺乏资金，朝廷无法维持基本的运作，唐昭宗最终被藩镇彻底掌控，成了他们的傀儡。

虽然安史之乱对唐朝造成了严重的衰退，但在藩镇平衡体系的运作下，唐朝曾一度维持了国家的基本秩序，甚至在短暂的中兴后期，似乎还有复兴的希望。然而，这一切都难掩衰败的趋势，直到黄巢之乱的爆发，打破了藩镇的平衡机制，使得整个国家的运转陷入了混乱。

晚唐时期的局势，几乎可以用“纸上谈兵”来形容。即便是唐太宗这样英明的皇帝，如果身处晚唐的乱世，也无法挽回整个朝廷的崩溃。晚唐的根本问题在于藩镇的割据，朝廷多次尝试削弱这些藩镇，却屡屡失败，尤其是河朔三镇，它们完全不受控制。即便改革之举也无济于事，因为制度本身已经腐化，地方的权力膨胀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最终，唐朝的灭亡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长时间内积累的地方割据和中央权力的衰退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唐太宗当年以“贞观之治”一度稳住了局势，但到了晚唐，形势早已不同，想要重建大唐，除了依靠改革来强化中央集权，其他的办法几乎无路可行。而改革的难度巨大，既要削弱藩镇，又要有足够的军队和财政支持，但一切的困难都源自朝廷对地方权力的无力控制。最终，唐朝的灭亡成了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