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今天的古装历史剧常常描绘一些官员向皇帝上谏，揭露朝廷中的腐败与不法行为。历史上，这些官员属于一种特殊的角色——言官。虽然这些“打小报告”的人常常不被重视，但不可小觑他们的作用。

在古代封建官僚体系中，言官虽然品级较低，通常最高不过五品，按理说在众多高官中并不显赫。但他们却拥有巨大的权力，甚至连一品大员也会因为他们的权力而感到忌惮，不敢轻易得罪。

言官制度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尤其是在明朝，这一制度展现得尤为典型。不同历史阶段的言官，职能与作用不断变化，尤其是在明朝中后期，这种变化尤为显著。

最初，明朝的言官制度主要充当了朝廷的“清洁剂”角色。

与历代类似，明朝设立言官制度的初衷是让这些具有监察权力的官员，能在朝廷上起到“清洁剂”的作用，发现并揭发那些腐败不法的官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皇帝赋予了言官极大的权力。

然而，在古代，举报并非像今天这么简单，即使举报错误也不需要承担责任。古时，除了言官，其他官员如果举报同僚，就必须为自己的言辞负责。如果所举报属实，便可自我清白；但若内容不实，便可能被认定为污蔑同僚，不仅面临严重的惩罚，有时还会被冠上“朋党”的标签，断送仕途，甚至危及性命。而言官则拥有不同的特权，他们可以随意举报，皇帝设立这个职位的目的便是让他们监督朝政。即便面对一些昏庸的皇帝，言官依然有话语权。

例如，在明朝的万历皇帝时期，万历常常试图废除自己嫡长子的太子之位，而倾向于立宠妃的儿子为太子。当这一决定公开后，言官们纷纷上疏，坚决反对，主张要立嫡长子为太子，遵守封建礼法。然而，万历皇帝这一昏庸的皇帝，依旧固执己见，坚持立小儿子为太子。为了打压这些敢于直言的言官，他将他们全部处以廷杖刑，并用高官厚禄收买一部分大臣替他说话。然而，万历皇帝低估了言官们的决心。即便被廷杖处罚，他们依旧坚持立场，继续力劝皇帝立嫡长子为太子。这一事件最终演变为历史上著名的“争国本”之事，言官们的坚持和反抗最终迫使万历皇帝妥协，立皇长子为太子。

这一事件揭示了明朝中后期言官制度的影响力。言官虽身居低位，但当他们团结一致时，便能产生不可小觑的力量。尽管言官个人力量有限，但团结后的集体力量却能对朝廷产生巨大影响。

在明朝初期，言官的风气最为正直，那时的皇帝大多英明，并能够广开言路，虚心接受言官的忠言。明朝初期的政治清明，言官制度得到了有效发挥，言官们不仅维护了朝廷的廉洁，也促进了国家的治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特别是在嘉靖、隆庆和万历三位皇帝的治下，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政治腐败。嘉靖皇帝迷信道教，长期不理朝政，万历更是长期不上朝，关闭了朝会，只有隆庆尚能有所作为，但其统治时日短暂，未能有效扭转局势。

当皇帝不再理政，朝廷实权便由内阁辅臣与宦官掌控。这两股势力，依赖皇权而存在，实际上操控了中后期的政局。在此情况下，党派间为了争夺权力，纷纷拉拢言官成为自己阵营的喉舌。言官们成为了党派斗争的工具，利用自己的弹劾特权，在皇帝面前为自己背后的势力发声。

然而，明朝中后期言官的堕落有其深刻的根源。虽然言官们拥有皇帝赋予的监察特权，权力看似庞大，但他们的职位品级最高不过五品，俸禄十分微薄。尤其是一些低品的言官，面对党派的金钱攻势，很容易被收买，成为各方势力的工具。这些言官最初因为坚守正义与职责，敢于揭发腐败官员，但由于得罪了许多人，遭遇打击报复，慢慢失去了最初的坚持。

例如，嘉靖皇帝时期，内阁首辅严嵩大权在握，尽管他贪污腐败，还与外敌勾结，朝中忠良之臣纷纷揭发他的罪行。尽管言官们提出谏言，但嘉靖却深信严嵩的辩解，不仅没有追究严嵩的罪行，反而将敢于进谏的言官们罢免，甚至将他们处死。

随着时光的推移，言官们渐渐放弃了最初的原则，他们与党派官员同流合污，朝廷的腐败进一步加剧。党派争斗激烈，官员们为权力争斗，而非为民众谋福祉。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张居正去世后，戚继光的贬官。戚继光这一抗倭英雄因党派斗争被清算，导致倭寇再次祸害一方。

因此，从“清洁剂”到“腐蚀剂”，言官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转变对明朝政局的影响不可忽视。

结语：

言官制度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明朝从盛到衰的历史进程。当国家强盛、皇帝英明时，言官能够发挥其清正的作用；但当皇帝昏庸，国家走向衰败时，言官也逐渐蜕变，成为了党争和腐败的工具。明朝中后期言官的堕落，正是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的象征。

参考资料：

《明史》

《明史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