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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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历史的浩瀚文海中，流传着一首仅有28字的短诗，它虽字数寥寥，却因其夸赞之妙、情意之深，被后人誉为“千古第一马屁诗”。这究竟是一首怎样的作品？作者又为何要写下这样一篇“溢美之词”？真相，远比你想象的更有意思。要理解这首被誉为“马屁巅峰”的短诗，我们必须先了解其作者——龚自珍。

天才出身，才情早

龚自珍，原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1792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是清代极负盛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并非草根出身，而是出身于一个令人艳羡的书香门第。祖父龚镛、父亲龚景瀚皆是进士出身，担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要职；他的母亲则是著名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的女儿，同样才情横溢。

自幼在“四教环绕”的环境中成长，龚自珍在祖父的家学、父亲的仕途训练、母亲的才学熏陶以及外祖父段玉裁的学术影响下，如同置身于一个浓郁的文教熔炉中。他四五岁识字，六岁开始阅读经史，八岁通晓四书，十二岁开始诗文创作。年仅十三岁便写出《水仙华赋》，文思敏捷，广为称颂。

屡试不第，仕途蹉跎

但尽管才情横溢，龚自珍的仕途却一路坎坷。科举之路并未因为他出身显赫而一帆风顺。十八岁时参加京师乡试，未中；三年后再考，依旧落榜。而这一年，他的妻子又因庸医误诊去世，双重打击几乎摧垮了他。

1818年，他终于中举，成为举人。但他并未因此振奋，因为这个结果来得太晚。他认为自己早应高登金榜，却因字写得潦草、卷面不佳，屡被主考官忽视。比起那些字体工整但才气平庸的考生，龚自珍无奈地发现，学识与天分并非决定命运的唯一法码。

1819年至1826年，他五次参加会试（全国大考），但均未进入进士之列。直到1829年，他才中进士第三甲第十九名，被任命为内阁中书，算是正式踏入官场。

这十年几番沉浮，不仅磨砺了他的性格，也丰富了他的思想。他开始对清廷制度、吏治腐败、士风虚伪等现象持有深刻批判，并将这些思考融入自己的诗文之中。

出仕之后，直言敢谏

在官场之初，龚自珍被安排在礼部任职，其才学和勤勉迅速获得不少同僚的认可。但他在政务中不阿附权贵、坚持己见，渐渐也树敌不少。龚自珍写诗不拘一格，议论时政犀利独到，抨击社会弊病。他多次上书言事，力主改革，主张“变法自强”，但其观点往往不被保守派官员采纳。

1830年代中后期，随着他与朝中守旧派的矛盾加剧，仕途再度陷入瓶颈。1839年，他愤而辞官，告别北京，开启南归之旅。

这段南归旅程是龚自珍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笔。他一边游历江南山川，一边思索国家命运，创作了大量诗作，被编入《己亥杂诗》。这部诗集共三百一十五首，抒发了他对国家前途、百姓疾苦以及自我命运的深刻反思。

正是在这次旅程中，他来到了太湖、庐山等地，被当地学者与官员热情接待。其中有一位地方知县宋翔凤（字于庭），学识渊博，待人诚恳，与龚自珍一见如故，结下深厚情谊。

第三章开始于一条烟雨江南的旅途。1839年春，辞官南归的龚自珍，踏上了从京城通往江南的长路。他携带简行，随身带着笔墨诗稿，一路行舟访友，既是离职后的放逐，也是精神上的寻根。他曾说“九州生气恃风雷”，如今“风雷”未起，唯有借山水浇胸中郁结。

行至苏南一带，他来到太湖之滨。那时正值仲春时节，山水新绿，柳絮微扬，江南的细雨落在瓦檐上，如诗如画。地方知县宋翔凤听闻这位“北方辞官之士”到来，特意安排酒宴接待。彼时的宋翔凤也不过四十余岁，虽仕途不显，却在地方深得百姓口碑。他知诗文、爱典籍，是个被百姓称为“有温度的读书人”的官员。

在太湖畔的春宴上，数位文人举杯吟诗，龚自珍坐于席中，神情沉静，却神采不减。他环顾左右，听着宋翔凤与其他文士讨论《春秋》《礼记》，偶尔插言，往往一语中的，引来满座称叹。那一夜的灯火在湖面上反复摇曳，像极了他仕途中沉浮不定的命运，又仿佛点亮了他内心某种尚未熄灭的激情。

翌日清晨，龚自珍并未即刻离去。他独自走入宋翔凤私家藏书楼，那是一栋紧靠湖畔的两层书舍。屋内书架高至梁顶，文集、典籍、手札琳琅满目。书香混着湖水的湿气，在空气中弥漫。他缓步而行，指尖拂过那些厚重的封皮，仿佛触到了宋翔凤几十年来沉淀的学识与精神世界。

他拿出随身竹简，趁天光大好，于书舍外廊小凳之上疾书。笔墨略显仓促，却神韵俱足。诗成之后，他请仆人将诗呈于宋翔凤：游山五岳东道主，拥书百城南面王。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宋翔凤读后，久久沉默。他并不讶异其文字之美，而是被诗句中的情谊所击中。那“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并非一句轻浮赞语，而是在流年如梭、人生多舛中的一次深刻共鸣。这不仅是一位辞官文士的感谢，更是一种跨越仕途名位的文化认同。

这首诗后被人称为“千古第一马屁诗”，但在此情此景中，它更像是一份来自落魄诗人的温柔回赠。龚自珍并未在此诗中谄媚对方的权位、财富或官职，他所称颂的，是宋翔凤的藏书、才学与待人之道，是他在寒士旅途中所感受到的罕见温暖与尊重。

诗短情长，正因只有28字，才更显得情感凝练、意味绵长。这首诗没有浓墨重彩的描写，也没有激昂顿挫的节奏，它轻轻地落在纸上，却仿佛落进了后人心中。它不像《己亥杂诗》那样批判现实，也不像《落红》那样寄托理想，而是平凡生活中一次真诚的、低声的赞美。

诗作流传后，江南士子争相传抄，甚至一度被文人视为赠诗典范。在当时，“拍马屁”并非一个贬义词，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表达情感的方式。不同的是，龚自珍的“夸”是有文化品位的，是在真挚基础上的赞许，不带媚气、不失风骨。

他的朋友魏源在读到此诗后，曾在书信中赞其“言少意长，词清意远”，将其与李白的《送汪伦》相比。后人亦有此论，称“马屁虽名，然得其骨者为诗，失其情者为谄”。

而这样的诗句，在时间中不仅没有被冲淡，反而在岁月的流转中焕发出更强的语言魅力。清末民初，许多士子在赴京赶考途中也会效仿此诗，写赠接待之地官员，以表感激。晚清的丁日昌、近代的章太炎皆曾引用诗中句，推崇其文字结构的严整与含义之高妙。

这首诗也频频出现在近现代中文教科书中，被列为“如何用有限文字表达无限情感”的范本之一。在高校修辞课、古代文学赏析课中，常作为“文学语言与社交效果”专题内容，让人重新思考“夸奖”与“文雅”的界限。

但无论在什么场合，这首诗真正的魅力，始终不在技巧本身，而在那种不动声色的真情中。龚自珍当日写诗时，并未设想后世流传，也未为官场谋划什么利益回报。他只是以一位旅人、文人、故国遗民的身份，记录了一次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欣赏。

这首诗成为他辞官后生命中的一枚温润光点，也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富“人味”的一笔。它告诉我们，真正动人的语言，永远是发自内心、充满体面的赞美；真正长久的文字，也许就是一次不经意的抒发。

在这28个字里，藏着友情的微光，藏着文化的余温，藏着一个天才文人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对这个世界所保留的那份温柔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