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期，赵都邯郸最初并不属于赵国，且不是晋国的封地。邯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朝时期，当时邯郸邑是商王帝辛之子武庚的封地。周武王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后，为了安抚殷商遗民，并解决当时严峻的局势，实施了分封制，将商王之子武庚封于殷地，建立了邶国，继续管理殷商的余民。这个举措让殷民感到高兴，暂时接受了新兴的周朝。邯郸邑就在这时划归邶国，成为了武庚的封地。

但周武王深知武庚并未完全心悦诚服，为了防止他叛变，同时加强对殷商遗民的控制，周武王在殷都朝歌周围建立了三个诸侯国，且将自己的兄弟任命为其管理者。于是，他分别将三弟管叔封于朝歌以东的卫国（管国）、五弟蔡叔封于朝歌西南的鄘国（蔡国）、八弟霍叔封于朝歌北方的北邶国（霍国），这三个新建立的国家和朝歌地区共同成为对武庚的监视力量，也被称为“三监”。

然而，随着周公旦代理政权，周朝对武庚的控制变得更加严格，最终，武庚发动叛乱，这一事件被称为“三监之乱”。虽然叛乱很快被周公旦平定，武庚和三位兄弟或被杀，或被流放，商王之子也在叛乱中丧命。原本的邶、鄘、卫三监之国被废除，相关土地被重新划归给康叔建立的卫国。

进入春秋时期后，由于卫国的内政腐化，邯郸邑及周围地区先后被逐渐强大的戎狄所占领，甚至统治了该地区四十多年。直到晋国崛起并击败戎狄，邯郸邑才重新归入中原，并逐渐发展为晋国的重要重镇。

此时，晋国的赵氏家族在中原的中牟地区扎根，成为了晋国的强大力量。据《吕氏春秋》记载，晋国赵氏的第七任宗主赵襄子曾担任过中牟令。晋国的赵襄子在《韩非子》中的记载中提到：“中牟，晋国之股肱，邯郸之肩髀。”这表明中牟和邯郸两地的重要性在晋国的战略布局中居于前列。

赵氏家族的掌控逐渐将邯郸邑纳入了其私人领地，而赵氏家族的支脉族人赵午成为了邯郸邑的首任大夫，这也使得邯郸成为赵国早期的一个重要据点。然而，相较于中牟的地位，邯郸的战略地位似乎略显次要。

当赵国成为诸侯后，为何决定将都城从较为安全的中牟迁至距离魏国边境的邯郸呢？关键原因在于赵国的中原争霸之心，邯郸地理位置优越，位于中原的核心地带，成为了赵国实现霸业的战略必选之地。同时，赵国迁都的原因也和魏国的日益强大相关。当时魏国是战国七雄中最早进行变法的国家，凭借改革魏国逐渐强盛，开始向外扩张，对赵国的压制愈加明显。

魏文侯占领了赵国周边的一些土地，并在中牟附近建立了邺县，进一步限制了赵国的活动空间。魏国的扩张和不断的敌对行为使赵国不得不做出战略调整，选择迁都邯郸以实现更好的地理布局。通过迁都邯郸，赵国不仅有机会在中原争霸中占得一席之地，还能够突破魏国的封锁。

在经历几次迁都后，赵国终于在公元前386年正式将都城迁至邯郸，并且这一迁都决定为赵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尽管赵国在随后经历了许多波折，但邯郸一直是赵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直到公元前228年，赵国被秦国攻克。

晋阳作为赵国的早期重要城池，虽然具备较为坚固的防御优势，但因其远离中原的中心，无法满足赵国日益扩展的雄心。因此，邯郸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使其成为赵国最终的选择。而在赵国逐步强盛的过程中，邯郸的战略意义愈发凸显，成为赵国参与中原争霸的核心区域。

总结来说，赵国选择将都城迁至邯郸的决策既是赵国长远战略的一部分，也是应对魏国日益强大的必要之举。邯郸作为赵国的最后都城，在赵国的历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直到秦国的强大军事力量最终摧毁了赵国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