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为了加强京沪杭地区的防御，防止解放军突破长江，蒋军决定成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当时，担任陆军副总司令的关麟征被认为是接任总司令一职的有力人选。

然而，关麟征最终没有被任命，而是汤恩伯被选为总司令。表面上看，这一选择似乎合理，毕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主力部队主要由汤恩伯原第31集团军的士兵构成，汤恩伯领导起来可能更为得心应手。但更令人吃惊的理由却是，关麟征因为“不懂上海话”而被排除在外，这一荒谬的借口显然是在故意羞辱关麟征。

这一事件并非孤立，早在1948年末，蒋氏便有意任命关麟征为陆军总司令，并且这一消息在媒体上已经提前报道。然而，由于所谓的“溪口电话手令遗失”，关麟征的这一任命被悄然取消，这也是他第二次受到如此明显的轻视与捉弄。

如果蒋氏不希望关麟征担任陆军总司令，或不希望他成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完全可以有其他合适的理由。然而，拿如此无理且拙劣的借口去阻止一个黄埔一期毕业，并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老将，显然是对关麟征人格的极大侮辱。此举也反映出蒋军内部乃至整个蒋氏政权的精神状态的崩塌，蒋家王朝的衰败似乎早已是注定的。

关麟征终于意识到，他在蒋氏心中已经彻底失去了信任，否则，蒋氏怎会让他屡次受到如此侮辱？这一点也直接影响了他在1949年秋辞去军职的决定，他不再愿意前往台湾，而是选择留在香港。作为一个与蒋氏打了半生交道的人，关麟征深知，若自己赴台，面对的将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清算”。

关麟征与蒋氏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如此破裂。早在1925年，关麟征作为黄埔军校的一名学生便受到了蒋氏的赏识，并且在多次战斗中表现出色。在第一次东征时，关麟征表现英勇，虽然部队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关麟征的表现却得到了蒋氏的肯定。那个时候的关麟征，名为“吴麟征”，他使用的是同乡吴麟征的名字。那时，冒用名字在报考黄埔军校的学生中并不鲜见。

不过，关麟征的“吴”姓只是暂时的，他最终在战斗中受伤后，逐步改名为“关麟征”，并在随后的战斗中屡次立功。尤其是在长城抗战中，关麟征因为坚毅的个性和出色的指挥能力获得了蒋氏的更多青睐和重用。尽管如此，关麟征的一些个人弱点也开始显现，尤其是在部队中他偏向信任陕西人，拉帮结派，并且倾向于独断专行，这些缺点也使得一些上级对他产生了不满，特别是在徐庭瑶对其培养产生质疑后，关麟征的晋升速度稍有放缓。

关麟征与杜聿明的关系尤为复杂。两人在长城抗战期间产生过冲突，原因在于他们对于部队部署的不同看法。关麟征对东北军缺乏信任，认为其不适合顶在战线的最前沿，而杜聿明则主张用25师替代东北军，结果最终证明关麟征的预见是正确的。虽然两人意见相左，但从整体战略来看，杜聿明的安排也有其合理之处。然而，二人对待军事指挥、战略布置以及派系之间的关系处理上，显然不在一个节奏上，这使得他们最终走向了分道扬镳。

“西安事变”是对黄埔系军官们的一次重大考验，尤其是何应钦和刘峙的态度，显示了他们并不希望蒋氏复职。然而，关麟征并未因此受到蒋氏的责难，反而得到了蒋氏的肯定。这表明关麟征与何应钦的出发点不同，尽管两人都支持进攻西安，关麟征的真正目的则是为了救蒋氏，而非除掉蒋氏。

抗战中，关麟征屡次立下赫赫战功，在保定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等战斗中表现突出，并且成为了继胡宗南之后，第二个担任军团长和集团军总司令的黄埔一期生。然而，在抗战后期，关麟征因被调往广西柳州进行休整，鲜有战绩。许多人认为这是蒋氏有意将他“雪藏”，但实际上，这一决定或许是蒋氏给予关麟征的重要任务，委以重任而非排斥。

抗战胜利后，关麟征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然而，最终这一职位被杜聿明取代。此事与陈诚的暗中干预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杜聿明因了解更多来自驻印军及远征军的部队情况，显然比关麟征更适合这一岗位。杜聿明为了解决龙云问题，获得了蒋氏的信任，而关麟征则逐渐失去了蒋氏的青睐。

1948年，关麟征被任命为陆军副总司令，但没过多久，蒋氏又因政治斗争而撤回了对他的任命。这一切看似偶然，但其实关麟征与新桂系的联系已让蒋氏产生了极大的疑虑，蒋氏不能容忍关麟征如此亲近这一派系。

1949年，关麟征虽然在蒋氏面前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与顺从，但在内心深处，他早已知道自己不再是蒋氏的信任之人。最终，他选择辞去陆军总司令职务，决定永远退出军界。此时的他心中充满了无奈与愤怒，而蒋氏也知道，关麟征的退出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