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培炳

第1737期

黄山书社2000年11月出版的《宣城籍“两院”院士风采录》，全市17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绩溪籍占6名，我被指定为鞠躬、方荣祥和程莘农三位院士的撰稿人，于是走上了艰辛的收集资料和撰写之路。3人中以鞠躬的知名度最高，他不仅在学术上的名气大，而且还是胡适的曾外孙。还有一位老一辈的作家、编辑、出版家，巴金的早期密友的父亲——索非。

近年来，有多人问我有关索非的事，遂将叶永烈著《历史的绝响：名人书信背后的如烟往事》选载之六——巴金早期密友索非，介绍给大家。记得汪后华先生曾撰文介绍过索非。他是一位被遗忘的绩溪名人。

索非像

巴金的早年密友

索非（1899—1988），安徽绩溪人，父亲周绍谨是胡适的二姐夫。索非是老一辈的作家、编辑、出版家，巴金的早年密友。

巴金和索非早年都致力于推广世界语。1991年3月16日巴金在写给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石成泰的一封信中，这样谈及索非：

索非姓周。1926年至1946年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最后开办友信书房。1988年11月在台湾病故。三十年代参加上海世界语协会，当选理事，并任干事。

巴金与索非有着深厚的友谊，可以从这两件事略窥一斑：

其一，1927年巴金在法国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把手稿寄给了在上海的索非。索非把书稿转给了叶圣陶，使《灭亡》得以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连载。

其二，1928年末，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与索非同住上海宝山路宝光里14号，索非住楼上，巴金住楼下，达三年之久，过从甚密。

前排左一为索非，后排左一为巴金

在《巴金文集》中，收入了4封巴金写给索非的信。

索菲的子女

我最初是从书本、杂志上认识索非先生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喜欢去北京东安市场淘旧书。我买到了194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署名“索非创作”的《人体科学谈屑》一书，非常喜欢他活泼的文笔。此后，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到1939年顾均正、索非在上海创办的《科学趣味》杂志上，读到诸多索非写的科学小品。

1984年，为了纪念陈望道先生提倡科学小品50周年，我主编了《中国科学小品选》上、中、下三卷，共150万字。其中上卷选入新中国成立前的科学小品，我选入索菲先生的医学小品。我约请当时健在的科学小品老一辈作家高士其、贾祖璋、董纯才、温济泽为此书写了回忆创作历程的文章。周建人虽然没有写回忆文章，但是托家属给我写信，回答了我的相关问题。顾均正先生已经去世，我约请他的儿子顾小铨写了《我的父亲顾均正》一文。索非虽然健在，但是他在台湾，当时无法向他本人约稿，我只能求助于他在大陆的子女。

我从顾均正的儿子顾小铨那里得知，索非在1946年去了台湾，但是他的女儿沈沦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副导演。很巧，我跟沈沦同在上海电影系统。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索非之女。

我问她为什么不姓周，而姓沈呢？沈沦告知，父亲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姓”，他本人就不用周姓，而给儿子取名鞠躬，给女儿取名沉沦，都不用周姓。鞠躬取义于鞠躬尽瘁，而沈沦则取义于国难当头，国家沉沦，应发奋有为。由于百家姓中无“沉”，她后改名为沈沦。

我约沈沦写一篇介绍她父亲的文章，她转而请哥哥写。鞠躬当时是陕西省政协委员、西安军医大学教授（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写完文章之后，寄给他父亲的好友巴金指正。据称，鞠躬的母亲1929年11月在上海临产时，索非上班不在家，而当时在楼下写作的巴金闻讯叫黄包车送她到医院，产下鞠躬。正因为这样，接到鞠躬的文章时，巴金虽然正因病住院，当即细看。鞠躬的文章没有标题，巴金看完之后，亲笔在原稿上写道：“就用‘我的父亲索菲’吧。”另外，在文章的第一句“我的父亲索非”之后，加上“姓周”两字。

索非一家四口：女儿沈沦、妻子姚鞠馨、儿子鞠躬、索非

我的父亲索非

1983年4月18日，沈沦给我来信，告知到华东医院看望巴金，并寄来经过巴金修改的鞠躬的文章。我把巴金手书“我的父亲索非”放大、制版，印在《中国科学小品选》上，并收入鞠躬的《我的父亲索菲》：

我的父亲索非，姓周，出生在安徽绩溪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家庭。年轻时因为鄙视依赖祖业的生活，只受私塾教育，就与家庭断绝了经济关系，只身背井离乡，出外谋生、求学，探索人生的道路。他曾经当过学徒，尝试过多种职业，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他刻苦自学，做过推广世界语的工作，编过世界语课本，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并曾在上海劳动大学任教；他也曾因政治牵连而坐过军阀的监狱。终于，在出版界及文学界他找到了他的事业和朋友。

父亲还是一个医生，一个没有经过正规学校但考试合格、合法的医生。他学医靠的是自学和毅力。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他藏书中大本大本的精装医书，有些是日文的，总感到很神秘，有时也好奇地拿出来翻看里面的插图，怪怕人的。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在上海四马路欧洲大药房楼上有一个小诊所，在开明书店工作之余，通常是利用午休的时间，他到那里去看病人。他曾经带我去过他的诊所，从欧洲大药房的大门进去，穿过店堂，沿店堂后面一条窄窄的楼梯上到一间亭子间那样大小的房间。我已记不清楚那间房间，或者说诊所的陈设了。当然有一张写字台、几张椅子、一些书籍、药品，简单的医疗器械等，似乎已把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塞满了。儿时的回忆往往会把空间想得过大，因此那个诊所也许连一个像样的亭子间的大小都没有。这样的诊所，稍有点积蓄的人当然是不会上门的，来找我父亲看病的都是一些挣扎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父亲看病不是为了营利，实际上无利可营，他常常免费给一些劳苦的病人看病，甚至赠送一些药品给他们。他的学医、行医是为了他的信念。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一次晚饭后，父亲坐在他惯常坐的位置上，在一张大圆桌的后面，背靠着有一面大镜子的五斗桌上，把我叫到他的身边，问我打算如何救国。我回答说：“当兵，打东洋人。”他说：“东亚病夫当兵也没有用处，要学医才能救国。”

1946年，索非应著名教育家、哲学家范寿康先生（1896—1983）之邀去台北工作，范寿康聘请索非担任台北的开明书店、台湾书店负责人。索非和夫人、子女一起去了台湾。鞠躬原本要报考台北医学院，但因报考名额已满回到上海，后报考了湘雅医学院。夫人和女儿也因局势动荡而回上海。索非手头工作未做完，暂留台北。不料1949年之后海峡阻断，索非始终未能回到大陆。

鞠躬身世与祖居

鞠躬，1929年11月22日，生于上海市。鞠躬祖父周懋瑜，字绍瑾，又名根庆、监生，绩溪县六都庄川人，生于1875年4月23日，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上海张堰、周浦镇经营茶叶生意，家境殷实。据宗谱记载，周懋瑜弃儒经商，子孙繁庶，满门均有儒雅之风。1925年，周懋瑜的夫人去世后，续娶大学者胡适的姐姐，胡适于是就成为鞠躬的舅公。鞠躬的父亲出生后，祖父为其取名周祺安，又名益泉。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记载：”二姐夫（二姐胡金菊）周绍瑾在上海乡间周浦开店，他吸鸦片烟，最爱看小说书，带了不少回家乡。他每到我家来，总带些《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剑十三侠》一类的书来送给我，这是我收藏小说的起点。”（引自《胡适四十自述》，华文出版社2013年1月，第32页）

襁褓中的鞠躬

如今，鞠躬家祖屋大门尚存，门框上的字匾，用行书镌刻“清华朗润”四个大字。这个一米长、三十厘米宽的水磨青砖是文化的检阅台，岁月的里程碑，显示着这个家族既有瞻远的志向，又有幽香的韵律，轻柔而耐人寻味。诚然，遗憾并非没有，内部房屋已改建，屋内流年的陈迹只剩下古老的八仙桌、太师椅及条桌等物件，余均远去了，门楼的美妙和当年的气派之恢宏已不见了，沿袭的故事也失传了。但流年似水，那中华文化传统的字匾，会永远流入我们的心田，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作者系绩溪县计生委退休干部，宣城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