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代的历史叙述方式，中华文明似乎很难与西方文明相提并论，至少在表面上如此。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经济依然处于自然经济模式，以自给自足为主，而古希腊则是以商品经济为核心，且已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跨海贸易，航行范围之广令人惊叹。

如今，在许多学科领域，西方人物的名字几乎成为了知识的代名词。我们很少看到中国人名被用来命名学术成就，这似乎让人产生了一个误解：科技与文明的进步几乎是西方的专利。

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对世界贡献几乎为零”这一极端看法，甚至有些人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价值。但问题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传承的庞大国家，难道真的是一无是处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为何在过去两千多年里，中国的科技、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直位居世界之巅？这一悖论，胡适曾和国学大师钱穆产生过激烈的争论，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傅斯年，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曾担任北大校长。他对钱穆的态度尤为直接，“我从不读钱某书文一字”。这里的“钱某人”指的正是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之所以这样说，部分原因是他是胡适的学生，而胡适与钱穆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学者李敖曾提到：“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这对钱穆不公平。钱穆在古典学问上的成就，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被选为院士。”

但问题是，钱穆对胡适极为敬仰，两人也曾是北大的同事。为什么最终他们会反目成仇呢？这一原因复杂，网络上的一些分析倾向于认为这是由于误会，但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多源于对学术方向的不同理解。胡适主张西化，并力图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而钱穆则始终坚持国学立场，力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根本性的分歧，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双方的决裂。

胡适是一个深受西方影响的人，虽然他是否主张“全盘西化”在学界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立场偏向于西化。他主张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认为中国的历史在西方学者的视角下，往往显得不那么可信，他甚至认为夏商、西周等历史没有确凿证据，类似的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共识。

与胡适相反，钱穆没有受过正式的大学教育，但他却精通国学，被誉为国学大师和“一代宗师”。他一直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旗帜鲜明地支持新儒家的现代化。他的《国史大纲》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写的，目的是为中国复国之后提供文化支撑，他坚信只要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没有消失，中国就不会灭亡。

因此，胡适与钱穆的分歧，尤其是在历史观上的差异，最终导致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傅斯年虽然也是倾向于西化的学者，但他也不相信中医等中国传统文化，这使得他和钱穆之间也难以产生共鸣。当然，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双方都有自己的立场和选择，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民国时期，由于中国处于衰弱状态，许多知识分子倾向于崇拜西方，认为中国的文明一无是处。胡适曾经提到，中国在道德、文学、音乐、身体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甚至有一些人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字母。这种倾向使得钱穆作为一位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感到愤怒，并对这种盲目崇拜西方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如今读来，钱穆的观点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具体来说，钱穆批评道，当时的许多人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这不仅让中国显得一无是处，而且还使中国沦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以文章开头提到的两个例子来看：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真的是“自然经济”吗？史书记载中，管仲、陶朱公、吕不韦等人都曾进行跨国贸易，许倬云也考证过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尤其是在都市发展和总人口规模上，中国古代的都市建设达到了惊人的水平。那时的中国如何能被视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反观西方却被称为“商品经济”？

其次，古代中国真没有科学贡献吗？以数学为例，古代中国的数学在明朝时期已经接近微积分的前沿，达到了微积分之前的巅峰。然而，在西方的语境中，古代中国的数学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教科书中很少有中国数学家的名字。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来衡量，西方的数学也远远落后，微积分之前的西方数学基本可以说一无是处。

总之，如果我们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文化，那么自然会觉得中国一无是处，但如果用中国自己的标准，比如以“仁义”来衡量西方，那么西方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或许只能说西方仍处于“野蛮时代”！

在这个话题上，还有几个值得思考的层面：首先，尽管钱穆的批评已经有百年历史，但如今，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依然习惯于用“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中华文明，甚至有不少观点已经被写进了教科书，这种偏见不仅贬低了中华文明，也让中国逐渐变成了西方文化的“附庸”。

其次，站在传统的角度来看，元清时期中国未曾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没有中断。如果我们今天忘记了自己文化的独特性，而完全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价值，那么真正的“亡国”或许就会降临。届时，尽管我们可能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但精神和文化的空虚，却会让我们轻易被他人所吞噬，正如苏联的崩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