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人物中，诸葛亮是毛主席提到最多的一位历史人物。早在毛主席在湖南长沙求学时，他在《讲堂录》中就提到诸葛亮是“办事之人”。毛主席曾多次鼓励人们要学习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后而已”的精神，并表示他自己也要做到“鞠躬尽瘁，死后而已”。

然而，在许多中国通史学者的描述中，诸葛亮常常被视为蜀国的丞相，他虽然才智过人，却在蜀汉的艰难经营中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相比那些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大一统王朝的帝王将相，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似乎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百姓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并不以成败论英雄。对于诸葛亮这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性人物，中华民族对他的评价却始终很高。“诸葛大名垂宇宙”，诸葛亮生前深得蜀汉百姓的爱戴，属于蜀汉一国；然而，在他去世后，蜀汉以外的中国人也普遍认可并敬仰他，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都极为罕见。

尤其是经过民间口头文学的创作和《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的问世，诸葛亮逐渐被神化，成为了一个充满仁爱、能预见未来、呼风唤雨的大智大贤的形象。民间自古便视他为神灵，称他为“智圣”，认为他是古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文人雅士们常感叹诸葛亮“得其主，不得其时”，并为他未能实现理想的失败找出种种理由。

《三国演义》在民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但它毕竟是演义小说，而非正史。鲁迅先生批评《三国演义》时曾指出，“状诸葛之多智而似妖”，一语道破其中的夸张之处。

《三国志》是记载三国真实历史的正史，书中的诸葛亮是一个具有卓越政治才能的治国者，他对蜀汉的治理颇有建树，然而他的军事才能并不像《三国演义》中那样被神化。他的许多军事举措并未如小说所描述的那般巧妙。

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时指出：“中国还有一句话，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这不仅说明毛主席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并不十分看重，还表明他对集体智慧有着高度的重视。

毛主席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存在根本性错误。他在阅读《古文辞类纂》时，批注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刘备三顾茅庐，第一次见到诸葛亮时，诸葛亮在隆中草堂内为他描绘了实现战略目标的“路线图”：一是实现“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二是“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休养生息，等待时机；三是待“天下有变”，则对曹魏发起钳形攻势，“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苑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最终实现复兴汉室的目标。

“隆中对”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准确预测了三分天下的趋势，并为当时处于困境中的刘备集团指明了发展道路。从建安十二年（207）采纳“隆中对”战略起，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自立为汉中王，蜀汉成功实现了跨有荆益、三分天下的战略目标。这是诸葛亮战略构思的一大成功。

然而，尽管刘备最终并未实现统一天下的梦想，诸葛亮依然倾尽全力进行北伐，但未能完成复兴汉室的宏愿。蜀国的灭亡与多种复杂因素有关，但“隆中对”的战略局限性无疑为蜀汉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对于诸葛亮的北伐失败，后人有着不同的分析。北宋学者苏洵在《权书·项籍论》中指出，西蜀的地理条件使得防守相对容易，但若要从这里出兵征服中原就变得非常困难。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认为如果一个人想要发财，就必须占据四通八达的中心地带，而不是仅仅在家里守着，毕竟外面的强敌总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安全。苏洵认为，诸葛亮放弃了荆州，选择以西蜀为根据地，未能充分发挥其战略优势，正如他所说：“吾知其无能为也。”

毛主席在对《项籍论》批注时更加深刻地分析了诸葛亮的战略失误。他引用《孙子兵法》中的经典话语：“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违反了这一原则，战略中将兵力分散，而不是集中优势兵力。这导致了蜀汉的力量过于分散，给了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

从毛主席的角度来看，诸葛亮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政治艺术。他能够赢得少数民族的支持，这对蜀汉的稳定至关重要。毛主席特别赞赏诸葛亮在南中地区的“七擒七纵”策略，认为这是处理民族矛盾的高明之举。

在1935年，毛主席在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安顺场时，提到刘伯承成功地与彝族首领结盟时，他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

诸葛亮的“七擒七纵”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也成为了毛主席强调民族政策时的一个经典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