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日军计划对冀中军区的八路军进行伏击，但在前往设伏地点的途中，意外遭遇了一支八路军部队并与之发生了激烈的交战。这一突如其来的冲突令日军指挥官非常沮丧，因为他们原本精心策划的伏击计划被打乱了。

然而，令日军感到更加意外的是，这支八路军部队并没有向上级报告他们的遭遇，而是保持沉默，没有做出任何警告反应。结果，敌人的伏击计划依然能够顺利进行，冀中军区7分区的18团遭受了重创，4名团级干部在战斗中牺牲。

6月8日早上，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部门接到多项情报后，确定这些消息来源于冀中军区的7分区18团。冀中18团是一支赫赫有名的部队，属于9分区的主力团之一，成立于1939年，由冀中区的28、29大队合并而成，团长高法宝（前30团团长）领导。该团政委是王志，副团长分别是焦玉礼和杨万伦。

冀中18团在抗日战争中屡立奇功，尤以其擅长攻城而闻名，日军在面对他们时屡屡吃尽苦头。每当日军试图围堵该团时，18团总是凭借强大的战斗力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这使得日军对其深恶痛绝，几乎每天都在策划如何彻底消灭这个“老虎团”。

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得知冀中18团的行踪后，立刻向第110师团长白泷理四郎少将下达命令，要求制定消灭8路军的作战计划。白泷理四郎效率极高，当天便完成了作战计划的制定。6月9日凌晨，日军第26师团的坂本吉太郎支队5000余人全副武装出发，准备对八路军进行致命一击。

根据计划，日军的两个中队在定县马阜才村北三里处设伏，等待八路军进入伏击圈。但在敌人进至渠头村时，他们意外与另一支八路军部队发生了遭遇战。日军指挥官认为这种突发状况可能会暴露他们的计划，导致八路军有所防备，因此原定的伏击计划看似难以实施。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八路军的18团并没有改变原定路线，继续向敌人设置的包围圈推进。日军指挥官坂本吉太郎对此感到十分疑惑，思索八路军为何如此冒险，是因为他们有其他大部队的支持，还是过于自信，认为敌人的包围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经过一番观察后，坂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最终判断18团只是一支孤立的部队，于是决定按照原计划继续伏击。

18团完全没有预料到即将面临的伏击，在敌军的包围下，他们措手不及。实际上，18团并非孤军行动，冀中军区的其他部队，如7分区机关、17团和22团，均在附近活动。背景情况是，1942年5月1日，日军联合伪军发起了对冀中的“大扫荡”，总兵力超过5万，并配备了空军、坦克及装甲车，形成了对冀中根据地的铁壁封锁，实施“拉网式”战术。不到一个月，日军便占领了冀中所有县城和大部分集镇，并建立了上千个据点，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经过两个月的反扫荡，冀中军民进行了近300次激烈战斗，造成日伪军伤亡一万余人。然而，冀中军区的八路军损失惨重，包括常德善、王远音等高级指挥员的牺牲，部队人数锐减至不足5万，剩余兵力不足3万人。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冀中军区决定实施战略撤离，开始了大规模的转移。6月4日，军区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分区向北岳区集结。6月8日，17团、18团及其他部队陆续向北转移。由于情报传递不畅，多个部队之间并没有及时建立联系。

6月9日早，18团开始向定南县北部集结，但途中遭遇了日军的伏击。值得一提的是，冀中军区的17团和18团、22团虽然距离很近，却因没有事先沟通而未能协调行动，最终导致18团在敌军猛烈进攻下遭遇重创。

在此次战斗中，18团的政委钟洲、副团长焦玉礼等高层指挥官阵亡，团长高法宝则被日军俘虏。日军的重点打击对象是18团，因此在撤退过程中，18团不仅面临了敌人几方的夹击，还被迫多次改变撤退路线，最终损失惨重。

这次战斗教训深刻，突显了部队间缺乏联系与协同作战的巨大风险。冀中军民的英勇抵抗，虽然给日军造成了不小损失，但也为他们后来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