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的“三杨”可谓名声响亮，三位开国上将的光辉历史，让人们常常探讨谁的成就最大。

“三杨”指的是我军三位具有极高声誉的开国上将，按年龄排序为杨得志（1911年）、杨勇（1913年）和杨成武（1914年）。其中，杨得志和杨勇均来自湖南，而杨成武则是福建人。

既然提到“三杨”，那就意味着这三位名将的军旅生涯中相互并肩作战。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三杨”中的老大哥非杨得志莫属。尽管在土地革命时期三人几乎平起平坐，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杨得志的地位明显高于杨勇和杨成武。即便在抗美援朝时，杨得志也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在军衔大授之后，杨得志始终担任高于杨成武和杨勇的职务。作为“老杨哥”，杨得志的威望并非随意得来的。

“三杨”各具特色。杨得志稳重老练，头脑缜密，长期担任重要指挥职务，是主席、朱老总、刘帅、聂帅、彭总都极为信任的猛将；杨成武文武双全，具有开创精神，擅长建设根据地；杨勇精准过人，胆大心细，其勇猛之风甚至让友军卫立煌和英军元帅蒙哥马利都为之敬佩。

在土地革命时期，三位将领皆为红军团级干部，其中杨得志与杨成武隶属林总的红一军团，杨得志担任团长，杨成武则担任团政委。而杨勇则是彭总红三军团的团政委。从职级上看，“三杨”当时几乎步调一致。

但在红军时期，团长和政委的职务有所不同。团长负责军事指挥，政委则侧重政治工作，尽管政委拥有最终决策权，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团长的军事指挥地位高于政委，毕竟战争年代能赢得胜利才是硬道理。

“三杨”所隶属的红军团的编制也有所不同。杨得志是红一师红一团的团长，而红一团是中央红军的核心团，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度乌江等关键战役都由红一团主导。杨成武则是红二师红四团的政委，红四团在长征中也屡立战功，参与了飞夺泸定桥和攻占腊子口等战斗。杨勇担任红四师十团政委，该团屡次承担全军的阻击任务，团长多次英勇牺牲。

长征结束后，三位将领都晋升为师级干部，几乎是同步进步。

全面抗战期间，三位将领的表现各不相同，彼此间开始出现了差距。杨得志在抗战时期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而杨成武则跟随聂荣臻创建了晋察冀根据地。杨成武在晋察冀一直是聂帅的得力助手，以其“白袍小将”的形象活跃，打击敌人表现出色。相比之下，杨勇虽然起步较晚，但他勇猛果敢，屡屡为部队赢得关键胜利，诸如在聊城东部击伤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沼田德重中将。

解放战争时期，“三杨”都升任纵队或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的地位仍然略高于杨成武和杨勇。杨得志作为“空降”部队的指挥官，带领晋察冀野战军在朱老总整顿后成功走出困境。而杨成武和杨勇也分别在不同战区立下赫赫战功，屡次成为战场上的中坚力量。

抗美援朝是“三杨”真正展现协同作战的时刻。杨得志、杨成武、杨勇在三八线战场上的表现都不凡，尽管杨成武因健康问题早早回国，但在杨得志与杨勇的配合下，志愿军成功抗击了美军，并在金城反击战中给予了韩军致命一击，为恢复谈判桌上的话语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从资历来看，杨得志的资历最深，他早在1928年就加入红军，而杨成武和杨勇分别是1929年和1930年入伍。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三位将领曾有过相对独立的战斗经历，但真正并肩作战的时刻并不多，直到抗美援朝，才有了“三杨合力”的壮丽场面。

新中国成立后，杨得志的职务和地位依然高于两位同僚，他不仅担任了更长时间的大军区司令员，还成为了总长，而杨成武和杨勇仅担任过代总长和副总长。从整体军事生涯来看，杨得志无疑是三位中最为卓越的，他的领导力、决策能力以及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传奇表现都为他赢得了“老杨哥”的尊称。

杨得志的传奇不仅仅在于其军事成就，更在于其百折不挠的坚毅精神，成为了后人心目中永不褪色的英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