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赐履按： 上回我们提到，前燕太宰慕容恪准备正式发起对洛阳的进攻。

公元364年， 慕容恪命令将领悦希在孟津（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东黄河渡口）驻扎，而豫州刺史孙兴则在成皋（河南省荥阳县西北的汜水镇）布防。洛阳周围的多个堡寨，纷纷归降前燕，洛阳周围的形势日益严峻。

在洛阳城内，恐慌蔓延。就在此时，一位勇士挺身而出，加入了洛阳的防守队伍，他的名字叫沈劲。

沈劲是沈充的儿子。沈充曾是东晋初年的一位豪杰，然而他也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人物。回想当年，王敦之乱时，王敦曾任命吴兴（浙江省湖州市）的沈充为参军，沈家当时是当地最显赫的家族之一。

公元324年， 王敦之乱平息后，沈充被迫逃亡，投奔了他的部下吴儒，却不料被吴儒捆绑囚禁。沈充恳求道：“老吴，如果你因我们之间的情义放我一命，我必定会厚报你和你的家族；如果你为了自己的利益害我，那么，我死后，你和你的家族也不会好过。”然而，吴儒并未听信沈充的话，他斩杀了沈充，并将其头颅送往建康，意图邀功。

沈充的儿子沈劲，原本应与父亲一同被处死，却因一场大赦而幸存下来。沈劲从此立誓为国建功，洗刷家族的耻辱。然而，由于他身为“反贼之子”，即便年过三十，仍难以在朝廷找到合适的职位，直到吴兴太守王胡之被任命为司州刺史，并推荐沈劲，东晋才解除了对沈劲的禁锢，让他进入自己的府邸效力。谁知，沈劲才准备启程上任，王胡之却因病被罢职，机会也就此落空。

直到公元364年， 前燕大军逼近洛阳，守城的东晋冠军将军陈祐，麾下的士兵不足二千，形势极为危急。得知此事后，沈劲上表请求效力，东晋任命他为冠军长史。沈劲招募了约千名士兵，赶赴洛阳。

沈劲的军事才干不容小觑，他与燕军交战时，多次以少胜多。但洛阳城内的粮草日益匮乏，而朝廷的援兵始终未见踪影。洛阳的陷落，似乎已成定局。

到了九月，冠军将军陈祐临时决定撤离，并留下了五百人给沈劲防守洛阳。沈劲听后，内心激动不已，他立誓道：“我一直渴望为国捐躯，今天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然而，陈祐在行军途中听闻许昌已落入敌手，于是选择了前往新城（洛阳南方）。

衣赐履补充：实际上，许昌早在公元364年四月便已被前燕攻陷，因此陈祐所谓“援许昌”的话，显然暗示洛阳与许昌之间长时间未曾取得有效的联系。

公元365年年初， 东晋大司马桓温迁至姑孰（安徽省当涂县），继续主导政务。二月二十一日， 桓温任命了两位弟弟，桓豁和桓冲，分别担任多个重要职务，稳固了桓家的权力基础。

衣赐履补充：桓温为两位弟弟的安排，进一步强化了桓家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影响力。

胡三省注：义城郡原隶属襄阳郡，位于荆州，后被桓宣的祖辈设立，名为义城，目的是守护扬州的平阿、下蔡等地。京兆郡当时也设立于襄阳。

东晋司徒、会稽王司马昱得知陈祐弃守洛阳后，立刻与桓温在洌洲（安徽省当涂县长江中的小岛）商讨应对策略。

然而，就在二月二十二日， 磕药成癖的皇帝司马丕突然驾崩，享年仅二十五岁，朝廷的征讨计划暂时搁置。

司马丕无子，二月二十三日， 皇太后褚蒜子紧急下诏，以司马丕的弟弟、琅邪王司马奕继位，随即大赦天下。

衣赐履补充：上回我们提到，司马丕沉迷于辟谷术，以各种丹药为食，最终因服药过度而命丧。历史上，因辟谷或类似原因去世的皇帝并非孤例，司马丕仅是其中之一。

前燕太宰慕容恪与吴王慕容垂率军攻占洛阳。

公元三月， 洛阳城终于陷落，沈劲被前燕军擒获。然而，他依旧泰然自若。慕容恪见此人风度非凡，心生赦免之意，但中军将军慕舆虔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沈劲的志向和气度必将成为威胁，最终慕容恪决定斩杀沈劲。东晋朝廷事后追赠沈劲为东阳太守，以表彰他为国家所付出的忠诚。

衣赐履补充：虽然洛阳之战看似迅速结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东晋能够长时间占据洛阳，更多是由于前燕在早期未动真格的攻击。若慕容恪和慕容垂亲自出手，洛阳的陷落早已不可避免。

衣赐履按： 上回提到桓温有意将百姓迁往河洛地区，以充实当地的人口。这一策略的可行性，至今仍有争议。很多人认为，洛阳长期处于四方战争的中心，根本无法防守，因此迁都计划极其困难。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刘秀能够在洛阳建立稳定的政权，桓温是否能效仿，仍是未知数。

实际上，前燕并不完全以占领地盘为首要目标，更多是对人口的掠夺，而对于控制区域的战略部署并未过度强调兵力驻守。

从这些历史细节来看，如果桓温的迁都计划要成功，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 必须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确保洛阳的防守；

2. 必须有主动出击的能力，避免敌人有机会进攻。

如果单纯依赖防守，洛阳的未来将是一片死路。

前燕继续推进攻势，占领了崤谷和渑池，震动了关中地区。大秦天王苻坚亲自率军驻守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以防慕容恪的进攻。

前燕任命了左中郎将慕容筑为洛州刺史，镇守金墉（洛阳城西北角），并任命吴王慕容垂为都督，负责多州的军事事务。 衣赐履补充：慕容垂被调任这样重要的位置，标志着前燕正式将中原地区的征服提上了议程。

慕容恪治军不靠严苛的命令，而是通过恩信来感召士兵。他并不严格处罚军中的小错，而是以宽容待之。若有犯错者，慕容恪会私下放其一命，循迹追捕叛徒首脑，以警示整个军营。这种“宽松的管理”表面上看似松懈，但实际上严格的内控使得军队始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败。

衣赐履补充：慕容恪在外出时，始终只带一个随从，这种看似低调的举止，其实可能只是他治军风格的表象，背后可能隐藏着一支庞大的特工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