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新中国宣告成立的时刻，尽管全国取得了重大胜利，大西南地区依然未完全解放。这个时候，刘邓所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主力，与贺老总指挥的第18兵团共同向四川挺进。作为第18兵团的一部分，62军从陇南出发，负责开辟进军入川的道路，与二野的主力携手围剿在成都周边的敌军。军长刘忠和政委鲁瑞林带领部队迅速奔赴绵阳和安县，参与这场决定性的成都战役。此时，敌军胡宗南掌握的5、7、18兵团，以及孙震指挥的第16兵团、宋希濂的第20兵团等正规部队，连同当地的民兵，人数累计超过三十万，已经陷入了解放军的包围圈内，面对压力，不少敌军官兵选择了投降。

当刘忠与鲁瑞林刚抵达青川时，两位领导因为战略问题产生了分歧。鲁瑞林政委急于提出，62军应当连夜攻占成都，而一向以谨慎著称的刘忠军长对此主张却表示反对，这究竟是为何呢？当时，上级并未急于采取武力行动消灭敌军，贺老总甚至明确指出，无论是通过武力还是和平解决，成都的攻克可以选择在阳历年过后再进行。所谓的阳历年，距离来临仅剩下一个星期，这意味着时间依旧充裕。

然而，尽管上级未发出直接的攻打成都的命令，政委鲁瑞林却焦急不已，他想着率队迅速打下成都，尽快结束战斗，似乎没有明白上级所传达的战略意图，对此情况也并不在意。在作战部队中，命令的传达往往是按上级指示行动，部队对局势的把控相对有限，尤其对敌方国民党军的内部情况更是了解不深。他们一味认为敌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不振，冲动地想要趁势直捣黄龙。即便敌人看似一触即溃，但各方的数万兵力交战仍会造成不可避免的伤亡，因此，通过谈判寻求和平解决，未尝不是更理智的选择。

此时，刘忠军长坚定表示：“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能贸然出击！”尽管如此，政委鲁瑞林依然坚持着调动部队，准备抢占成都。根据原则，刘军长重申：“我在军事行动中拥有决定权！”这种坚持代表了他在战场上的责任感和高度的纪律性，他们未曾预料到，国民党军的残余部队将在解放军的包围下，开始主动前来谈判起义，如第7兵团的裴昌会、第16兵团的曾甦元、第15兵团的罗广文以及第20兵团的陈克非等，纷纷宣布起义，使得成都的解放最终在和平中实现。

自62军进入四川作战以来，历时一个月的长途奔袭，跨越了两千多里，消灭敌军四千余人，超过一万人选择投诚，同时解放了八座县城。在成都解放之后，62军接到命令，负责处理起义的第9军、第44军、宪兵学校等二十多个部队的改造，总计超过两万余人。经过认真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诉苦教育运动，许多官兵纷纷争取成为光荣的人民战士。最终，这两万多的起义部队融入了62军，达成了融合起义部队的任务，增强了整体的战斗力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