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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邂逅芳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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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作为由蒙古人建立的朝代，堪称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天下的王朝。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将元朝与蒙古帝国等同起来，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可以简单地将元朝看作蒙古帝国在中国的治理政权，因为蒙古帝国在西方还有四大汗国。但是，当时的汉地在众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使得成为汉地的统治者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因如此，元朝显得格外特殊。

然而，作为一个外来民族，统治中原人民注定要面临许多挑战，尤其是文化和语言上的巨大差异。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便是：元朝的皇帝在上朝时，朝臣们是使用汉语，还是蒙古语呢？

元朝的奠基者，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于1260年继位，接掌了蒙古帝国的汗位，并决定将汗廷迁至开平。1267年，忽必烈再度将首都迁到北京，并在四年后的1271年发布了《建国号诏》，正式宣布国号为“大元”。

在这篇诏书中，忽必烈写道：“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由此可见，忽必烈对儒学有着较高的崇尚，并且表达了希望部分汉化的意图。然而，这份原本旨在获得广大汉族士人支持的诏书，却是用八思巴蒙古文书写的。

这一情况显得有些尴尬。因为，作为一个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文明在与中原文明的对比中，甚至落后于同时期的辽、金、西夏等政权，而最明显的差距便是蒙古缺乏自己的文字。

成吉思汗在征服乃蛮部后，俘获了太阳汗帐下的官员塔塔统阿，《元史》中有一段成吉思汗与塔塔统阿的对话：“帝曰：‘汝深知本国文字乎？’塔塔统阿悉以所蕴对，称旨，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

塔塔统阿是回鹘人，成吉思汗非常重用他，命令他教授太子和王子们回鹘文字。从那时起，蒙古帝国所使用的文字便可以称作回鹘蒙古文。

蒙古帝国的第三位大汗，贵由，曾写信给罗马教皇英诺森，因教皇不懂回鹘蒙古文，所以信件使用了波斯文。然而，蒙古大汗的印章依旧是回鹘蒙古文。忽必烈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忽必烈建立“大元”之前，蒙古帝国的四位大汗时期，诏书通常都用回鹘蒙古文，而后逐渐采用了汉楷与回鹘文并用的方式。

忽必烈信奉藏传佛教，在继位后，他尊奉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国师，并指派他创造了新的蒙古文字——八思巴蒙古文，这一文字代替了回鹘蒙古文，成为元朝的官方文字。

1279年，随着崖山海战的胜利，元朝完全取代了南宋，成为华夏的正统。然而，尽管如此，元朝在治理上实行了严格的阶层分化，将国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最为文明的汉人和南人，却被视作最低等级，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这表明，虽然忽必烈崇尚汉文化，但他始终将自己视为统治者、外来殖民者，他故意营造出蒙古至上的气氛，禁止汉人和南人学习蒙古文。然而，他却要求朝廷五品以上的官员必须以蒙古文为主要文书，汉文为辅文。

其中，除了一种盲目的民族自信外，这也暴露出元朝皇帝对汉语掌握的局限性。忽必烈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曾自嘲自己是“识字不多的粗人”。然而，实际上，忽必烈是元朝历史上少数能听懂和说汉语的皇帝之一。

元朝排斥汉化，这也是其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显著区别。相比之下，后来的清朝、之前的金和辽等政权，虽然也将汉人分为不同阶层进行治理，但它们的汉化程度相对较高，尤其是北魏，甚至到达了禁止使用本民族语言，禁穿胡服、禁用胡姓的地步。

然而，在元朝，这一切都无法实现。蒙古统治者竭力维护本民族语言，直到元朝中期，能听懂汉语、能写汉字的蒙古贵族仍然少之又少。朝会上，许多蒙古贵族与汉臣之间的对话常常是言不由衷、难以对接。

根据元朝的科举制度，左右两榜的科举考试，其中左榜几乎全部由汉人和南人组成，占据了全国约90%的人口，而右榜则是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主场，尽管如此，两榜的录取人数却并无明显区别，这种“扬蒙抑汉”的做法显然不可忽视。

即便如此，元朝的朝堂中仍然有汉人的一席之地。然而，元朝禁止汉人学习蒙古文，而蒙古人又不愿学习汉文，这使得他们在上朝时究竟使用何种语言成为一个难题。

事实上，元朝宫廷内设有一个特殊的组织——“怯薛”。在蒙古帝国时期，怯薛是大汗身边的护卫组织，也是蒙古政权的最初雏形。到了忽必烈时期，怯薛逐渐演变成了专门为皇帝和王族提供内侍服务的组织。

怯薛成员的身份特殊，既有蒙古贵族，也有熟悉儒学的汉人，他们的职责包括侍卫、饮食、服饰等事务，此外，还承担着翻译工作。

元朝的怯薛是世袭制的，这些特殊身份的人逐渐积累了巨大的权力，很多皇帝的诏书和政策往往由怯薛起草。部分怯薛甚至可以晋升为朝廷的高官，如忽必烈时期的安童便曾担任过元朝右丞相。

在朝会上，懂蒙汉双语的怯薛会充当翻译官，汉臣用汉语或者汉字递交奏章时，怯薛会将其翻译成蒙古语，传达给皇帝和蒙古贵族，反之亦然。

这也意味着，在元朝的大多数时光里，蒙古皇帝和贵族对汉语的掌握非常有限，甚至有些完全不懂。这种语言隔阂显然对国家的治理产生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元朝对汉字和汉语的不重视，导致了汉学在这一时期的停滞，未曾诞生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汉学经典，而取而代之的是市井化的元曲和白话文作品的兴起。

直到元顺帝在位时，局势稍有改观。元顺帝不仅精通汉学，还带领丞相脱脱修改旧政、重开科举，并主持编修了宋、辽、金三朝的国史，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长时间的民族政策和语言割裂，已经耗尽了大元王朝的活力。此时，民间的反抗不断，腐朽的元政府只知盘剥与贪污，帝国的崩塌已是不可避免。

元朝灭亡后，八思巴文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与此类似，蒙古帝国的其他汗国也在面临同样的困境，民族问题成为了这些庞大帝国衰亡的最后一根稻草。试想，一个连朝堂上讨论国事都要依赖翻译的王朝，又怎能持续长久呢？

参考资料：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 东方出版社, 2008.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