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大明王朝最终在1644年走向了灭亡的结局。李自成所率领的“大顺军”成功攻陷了紫禁城，崇祯帝在权臣宦官王承恩的陪伴下，选择了自缢以结束这段悲惨的历史。尽管彼时北方大部分疆域已陷于敌手，关外清军的威胁亦时刻在旁，但长江以南的大片土地依旧在明朝的控制之下，包括南京在内的地方，仍然拥有完整而运转良好的官僚体系。

假如君臣团结一致，明朝仍旧可以效仿东晋与南宋，在某一地区暂时安身立命。可惜即使在如此危急存亡的时刻，权力与利益的争夺依旧在南明朝廷中上演。某些受皇恩厚待、身居要职的大臣们在面对清军南侵时，选择了抛弃忠诚，主动开城投降，其中最令后人所不齿的便是钱谦益和王铎这两位。

这两位在扬州沦陷后接到守卫南京的使命，但却没有采取任何抵抗措施，反而选择了跪迎清军统领多铎。时人对钱谦益和王铎的行为不无讽刺：“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甚至在众人未曾行动之前，他们便抢先剃发易服，此举让他们在世人眼中留下了可耻的印记。尽管顺治帝要求对这些投降者以善意相待，而王铎甚至被封为礼部尚书，但这些也只是空洞的承诺，他们的生活与自由无疑受到严密的监视。

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陷入了贫困潦倒的境地。王铎回到故乡后，面对的却是乡亲的不屑目光，家中粮食、药品告罄，他不得不频频致信向好友和亲戚寻求帮助，甚至向受朝廷宠信的传教士求援，只为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这种窘迫的境遇令人叹息，现存于四川博物馆的《绝粮帖》便记录了他向亲家借粮的情形。

若非因身负大节之亏，王铎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力必定不会低于董其昌。在我们旁边的日本，这一点便得到了印证。他们的“明清调”书法风格正是基于王铎的书法基础发展而来，甚至认为王铎的书法技巧超过了王羲之。

在清代前期，模仿王铎风格的书法家不在少数，但乾隆时期对《贰臣传》的编纂将王铎列入其中，导致他的作品一度被禁，因此其影响力稍显退却，直到清末其书法才重新得到重视。自清末以来，王铎的作品受到众多书法家的追捧，吴昌硕、林散之、沙孟海、启功等人均视他为崇拜的偶像，尤其是沙孟海，曾称道王铎为矫正赵孟頫与董其昌书法流弊的“中兴之主”。

《绝粮帖》这封信的纵向尺寸为25.3厘米，横向则为144.2厘米，信中共包含32行、148个字，字形单个的大小约为4厘米。读来让人感到心酸，王铎在信中写道：“失执珪时一老腐儒耳，有不奴隶视之者乎”“灶烟燃死灰，如亲家高义者乎”。

粗略浏览信件内容，也可见王铎书法的独特风采。他的用笔技巧严谨规整，从后人所整理的《拟山园帖》中可见，王铎悉心临摹晋唐宋元明诸家的作品，尤其是“二王”、褚遂良、米芾等大家之风。

他的字既有王羲之书法的变化多端，起笔时或顺或逆，技巧灵动而活泼，呈现出古人在法度之上却又不拘泥于陈规的创意。字形的构造奇特宕逸，墨色浑厚而流畅，使得静态的墨迹转化为动感，彰显出独特的审美和创作个性。

学界普遍认为，王铎与赵孟頫同为擅长魏晋书法的艺术家，但王铎更为才华横溢且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