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深秋的宿县街头，一辆黄包车缓缓驶过。车夫撩起布帘，一位穿着长衫的中年男子俯身下车，衣角依稀带着墨香的味道。他掏出怀表看了看时辰，随手从口袋里取出两枚铜元递给车夫，然后迈步走进了货栈。这是董士沅的一天，像往常一样平凡。账本上整齐地记录着：“赏车力2角，购烧鸡1元4角，付邮汇武进家用3元。”

那时，谁能想到，这位身穿长衫、行事体面的中年人，在六年后的同一天，居然会在一间破旧的屋子里颤抖着写下：“卖字画得银8角，购杂粮3升。” 一本泛黄的账簿，无声地揭示了战火如何摧毁了中产阶级的生活。

从鱼蟹满桌到杂粮充饥：体面生活的崩溃轨迹

翻开董士沅1936年的账本，工整的字迹如同印刷体般清晰。每月收入103银元，其中46元来自货栈掌柜的固定薪资，其余部分来自投资分红与存款利息。他的支出清单更像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每周都有烧鸡和鱼蟹，出门必乘黄包车，就连下乡收租也要特地购买开水鸡蛋。

在1936年12月2日的账目上，一笔“援绥军捐款1.34元”的记录，在满是日常开支的账单中显得格外庄重。那是战云初起之时，一个中产阶级者的家国情怀。

然而，转折发生在1937年秋。账本中空白的部分，突然出现了潦草的批注：“沪战起，汇武进家用倍之。” 随着南京沦陷，这位来自江苏武进的商人开始频繁向家乡汇款。1938年初，账本上出现了“购爱国公债10元”和“红十字会捐5元”的记载，而肉类开支已经开始缩减了三成。

到了1939年，他不得不出租宅院来换取租金差，账本里第一次出现了“卖字画得银”的条目。曾经随手赏给茶房2元的小气，变成了“赏倒便桶1角”的窘迫。

良民证与算命钱：精神世界的双重沦陷

1940年的账本里，出现了两项新的支出，刺痛了后人的眼睛：“办理良民证1.2元”和“算命看相共计3元5角”。前者是沦陷区百姓的生存凭证，后者则成为了乱世中产阶级的精神麻醉剂。

不久后，董士沅的体面生活在物价飞涨中彻底破碎。尽管他依旧保持洗澡理发的习惯，但必须将这两项服务拆开消费；依然购买书籍，但所购书籍已从《墨子汇海》变成了《心经》和《金刚经》。

档案显示，当时上海的米价暴涨了40倍，而董士沅的月收入却骤降至战前的三分之一。账本中的“邮递费”一项激增，透露出他对江苏家乡的深深牵挂。

1941年，账本里夹着一张《申报》影印本，报道着“沪上名流避居香港”的消息，而他的账本则写着：“购旧皮箱1只，价2元。”这或许象征着他准备逃难的预兆，然而，这只皮箱最终并未装满远行所需的盘缠。

知识分子的体面：乱世中的最后防线

1942年2月，在账本的最后一页上，记录着“购《英汉辞典》1册”的条目。那时董家已经搬进了漏雨的厢房，但董士沅仍在坚持阅读。战前，他的藏书主要是《法律质疑汇刊》和《铁道史》，而战后的书单里，《金刚经》和《面相学》逐渐取代了理性思考，显示出他的惶恐不安。而《英汉辞典》的存在，则暗示着某种不甘心。

同期，《大公报》的社论或许能解释董士沅的困境：“中产阶级如风中芦苇，既无劳工之无产无畏，亦无豪绅之翻云覆雨。”董士沅的困境正是如此：他既无法像富商那样迅速转移资产，也不愿像贫民一样彻底放弃。他的账本里不断出现的“量入为出”四字批注，正是这种挣扎的体现——即便是购买咸菜，他也要标注价格波动。

恩格尔曲线的警示：从0.3到0.6的生死跨越

经济学家从董士沅的账本中发现了惊人的数据：1936年，他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0.28，属于“最富裕”层级；到了1938年，这一比例飙升至0.605，直接跌入了“贫困”区间。这种断崖式的变化背后，是战争对中产阶级的精准打击——他们既没有土地来抵御通货膨胀，也没有足够的资本进行投机倒把。

账本显示，在战前，董士沅的投资收益占总收入的55%，而到1940年后，这一项完全归零。更为严酷的是，当富人通过囤积居奇获取暴利时，中产阶级却因“体面”束缚无法转型。他宁可绕远路花双倍的路费返乡，也不愿像小商贩那样沿街叫卖；即便不得不变卖家当，也总要用“出租房屋”和“兼职卖字”等相对体面的方式。这种精神枷锁，或许比经济困境更为致命。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抗战时期社会经济调查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物价史资料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沦陷区经济研究（1937-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中产阶级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董士沅家庭账簿（1936-1942）》（宿县地方志办公室藏）《申报》影印本（1936-1942年）《近代中国民间文书与日常生活》（浙江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