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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56年，秦国的贵族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推动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变法运动。这场改革不仅在秦国国内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动，虽然商鞅在孝公去世后遭到了清算，但他所设立的变法框架和基本原则，依然被后来的统治者沿袭并实施。这一变法为秦国后来的统一六国，最终建立一个强大的一统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若我们对商鞅的变法进行深入分析，便不难发现，从人民角度来看，这场变革并不值得我们歌颂。

首先，商鞅在变法中主张重农抑商，提倡奖励耕织农垦，并通过免除徭役和赋税来激励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商鞅这一政策的实施标志着中国逐步进入了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社会格局。此后，中国的商业经济长期处于受限状态，尽管宋代曾有所发展，但整体上一直未能获得突破。小农经济的盛行，不仅让中国的经济模式陷入了停滞，更深远的影响是，这一体制从思想层面上塑造了中国社会的局限性。大家以“家”为单位进行生产生活，逐渐形成了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人们的视野逐渐狭隘，缺乏创新意识，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在科技、文化上的滞后，最终在近代沦为被压迫的对象，直到今日，某些小农经济的观念仍在影响着底层民众的思想。

其次，商鞅推行的严刑峻法，尚武风气盛行，缺乏相应的教化手段，使得秦国社会的道德风貌受到严重损害。在商鞅的治理下，秦国实行极其残酷的刑法，如枭首、车裂和瓮杀等，并且建立了连坐制度，使得一人犯法，家族甚至邻里都难逃其咎。社会对轻罪的重判让人民生活在极大的恐惧之中，整个社会弥漫着压抑和小心翼翼的气氛。虽然这种严法强化了秦国的军事能力，推动了全民皆兵的现象，使得国家在战斗力上具备了显著优势，但这种文化却难以和其他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反而加剧了区域之间的冲突与对立。秦国的尚武文化虽然确保了强兵，但也使得人民的精神文化得不到提升，最终在秦朝灭亡后，地方性矛盾与对立依然深刻存在，地方经济和文化的流动性依然受到严重限制。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商鞅推行的“驭民五术”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政策深深地制约了百姓的发展，并在后世的统治中长期存在。所谓“驭民五术”，即弱民、贫民、疲民、辱民和愚民。弱民政策的核心是削弱百姓的经济实力，国家通过垄断经济资源来限制人民财富的积累，使得大部分人始终处于贫困状态，国家的统治得以稳固。贫民政策则通过重税和物资销售，使百姓的财富不断流失，迫使他们在艰难的生存条件中挣扎，基本无法积累财富，严重削弱了百姓的经济基础，难以发动有效的起义。疲民政策则是通过强制性的徭役劳动，使百姓身心疲惫，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改善自己的生活。辱民政策则通过各种手段让百姓产生自卑感，强化了百姓对皇权的畏惧，使他们始终感到自己只是被压迫的对象。这种政策的长期影响，使得后世的百姓长期缺乏自主性和创新精神，直到近代才开始逐步改变这一局面。愚民政策则通过推行科举制度等手段，使人们的思想受限，科学创新和文化发展被压制，导致中国在近代社会中逐渐落后于西方。

总结来说，商鞅的变法对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的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使秦国富国强兵，还为后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一变法的实施也彰显了封建皇权的强大，而这种强权往往是以百姓的痛苦为代价的。正如古语所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从百姓的角度来看，商鞅的变法并未给他们带来真正的福祉，因此不应成为我们推崇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