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通事的研究，日本学界起步较早，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首先，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史料类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提到的由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的《唐通事会所日录》外，1897年时任神户海关长的颍川君平编著并出版的《译司统谱》（日文名：『譯司統譜』），可谓是唐通事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史料之一。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从1604年到1861年间唐通事的任职情况，并根据唐通事的具体职务类别进行了系统分类。这部著作不仅仅是唐通事任职经历的罗列，还通过职位设置的演变呈现出唐通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角色变化。然而，尽管《译司统谱》为唐通事的研究提供了详尽的任职信息，它并未深入探讨唐通事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此基础上，宫田安的《唐通事家系论考》（日文名：『唐通事家系論攷』）弥补了这一不足。该书利用大量碑文资料和寺社文献，系统梳理了至明治初期的唐通事家族。特别地，它详细考察了49个唐通事家族的起源、家族成员的长崎到达时间、家族内成员在唐通事集团中的职务履历及主要贡献，并探讨了这些家族如何融入日本社会。书中不仅记录了唐通事如何通过与日本女性婚配、过继养子、采用日本姓名等方式进行文化适应，还深入分析了他们如何积极建立佛寺、邀请中国大陆僧人等，展现出唐通事群体在保存中国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此书无疑为研究唐通事家族及其任职制度提供了宝贵资料。

除了这两部史料专著之外，还有一些将唐通事置于更广阔的唐船贸易框架内进行研究的成果。例如，山脇悌二郎的《长崎的唐人贸易》和李献章的《长崎的唐人贸易》、刘序枫的《清代前期的福建商人与长崎贸易》等，都对唐通事在这一领域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山脇悌二郎在《长崎的唐人贸易》中简要分析了唐通事与其他长崎贸易中的地方职员的角色及作用。李献章在其著作中则进一步梳理了唐通事职务设置的变迁，探讨了唐通事职位变化的背景因素，并研究了唐通事的薪酬体系。林陆朗的《长崎唐通事》则以大通事林道荣一族为例，分析了唐通事职能和设置制度的演变。此外，许海华的研究《幕末长崎唐通事体制》和《长崎唐通事何礼之的英语习得》也对幕末时期的唐通事进行了详细讨论。

近年来，国内对唐通事的研究成果呈现增长趋势。例如，刘小珊的《活跃在中日交通史上的使者——明清时代的唐通事研究》便详细探讨了清代中国翻译人员及唐通事的起源、规模、江户时期的唐人（中国人）与荷兰的对日贸易以及唐通事的三大派别等问题。该文客观描述了唐通事在中日贸易史中的中介作用，提出唐通事主要由福建人担任、其任命必须依托居住在长崎的“住宅唐人”身份，并且唐通事有世袭性质，且其工作范围较广。邵继勇在《长崎贸易中的唐通事》一文中探讨了唐通事的起源和构成，并阐述了他们在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王来特在《长崎唐通事与德川日本的“怀柔远商”》一书中，通过分析唐通事的历史背景和职务沿革，认为唐通事作为德川幕府的官方身份和功能不应被忽视，指出幕府通过唐通事这一中介实施了其“日式华夷秩序”的理念。

许海华、李斗石等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幕末时期的唐通事身上。许海华在《旧长崎唐通事与近代日本对华交涉》一文中，分析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如何继续启用一批旧长崎唐通事及这些唐通事在中日交涉中的作用。李斗石与王慧杰在《幕末至明治初唐通事对日本外交翻译的贡献》中，深入探讨了唐通事在明治维新中的翻译作用，认为唐通事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了贡献，尽管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行径。

此外，意大利学者白蒂在《17世纪长崎会馆唐人通事的结构和功能》中，讨论了唐通事的职能与职责。这些研究成果的总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将唐通事作为唐船贸易的一部分进行分析，另一类则更注重唐通事家族的研究。基于现有的研究，本文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着重讨论17世纪唐通事在唐船贸易中的角色，探讨这一群体如何作为幕府工作人员参与到唐船贸易的管理和运作之中。

唐通事一词最初并无翻译含义，在《新五代史·晋出帝纪》中，通事仅指朝觐和聘问事务的工作人员。“甲辰，契丹使通事来”即为典型的例子。到了明朝初年，随着朝贡体系的确立，通事开始作为翻译人员活跃在外交一线。17世纪初，随着朝贡贸易逐渐衰退，民间私人贸易兴起，专门服务于民间贸易的通事逐步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