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政治，作为中国历史中的一种独特政治形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与此相似的还有家族政治，这种政治形式至今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仍有盛行，比如韩国的三星财阀和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这些家族往往能在政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力巨大。研究中国古代门阀政治的兴衰，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全球局势与政治格局。我们之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角度分析了门阀士族兴起的原因，并深入探讨了门阀政治背后的内在动力，而今天我们将继续探讨门阀士族衰落的具体原因。

每当新事物崛起，往往预示着旧事物的消亡。门阀士族政治的崛起，取代了曾占据主导地位的奴隶主贵族，带来了社会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而门阀士族政治的衰败，则与另一股新兴力量的崛起密切相关——庶族政治的兴起。这里的庶族，主要是指一些以庶族地主为主的社会群体，尽管能够通过选举等途径步入仕途的普通人并不多，但仍有一些地主阶层在逐渐崭露头角。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农田每亩产量仅能勉强满足生计，因此农民和佃农们被困在土地上，几乎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由于资源的匮乏，庶族地主的兴起，虽然比高门大族更弱小，却更容易受到控制。在这种情形下，最直接的受益者无疑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除了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外，还有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这两大对立贯穿了两千多年。因此，要想理解门阀士族的兴衰，我们需要先理清这两大矛盾，明确门阀士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中央政治中，门阀士族长期把持朝政，将相权牢牢掌控，像袁绍“四世三公”这样的人物在中古时期并不少见。很多时候，门阀士族拥有皇帝的“任免权”，甚至压制了皇权的存在，限制了其影响力。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相权甚至能够转化为皇权，曹丕篡汉、司马昭篡魏等事例，都是相权取代皇权的典型案例。尤其在南北朝的动荡时期，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

至于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由于门阀士族控制了大量地方豪强和地主资源，唐朝以前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多表现在皇室与地方诸侯王之间。士族内部的矛盾，也常常表现为各大家族之间的斗争。由此可见，门阀士族的主要敌人有两个：一是皇帝，二是庶族地主。明确了这些主要矛盾与敌人后，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梳理门阀士族的衰落历史。

门阀士族的形成，与汉朝的“察举制”和“征辟制”有密切关系。这两项制度虽然使得高门大族在政治上形成了垄断，但也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卓越贡献。由于这两项制度的实施，使得一些没有才能的士族成员也得以步入仕途，导致了官场腐败、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弊端，魏晋时期实施了“九品中正制”，该制度有效地考核和选拔官员，成为后来的南北朝与隋唐前期的通行制度。然而，虽然“九品中正制”有助于清理士族队伍中的腐化之人，但并未显著削弱门阀士族的权力，反而使他们的队伍更为精锐，士族人才层出不穷，光耀古今。

而真正削弱门阀士族的制度，是科举制的实施。科举制的雏形早在汉代就有出现，当时已有秀才（茂才）、明经、明法、贤良方正、孝廉等科目。然而，由于庶民的文化水平较低，且儒生间互相结党作派，科举制度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仍局限于高门大族之间的选拔。进入南北朝时期，科举制度有了一些实验性尝试，但由于时局动荡、朝代更迭频繁，加之触及门阀士族的利益，科举制并未得到广泛实施。直到隋朝，隋朝统一了全国，国家稳定，隋朝建立初期得到了关陇贵族的支持，然而，隋炀帝却发现，关陇贵族对政策的制约极为严苛，许多利民的措施都未能顺利推行。因此，隋炀帝着手打造洛阳宫，希望摆脱贵族的控制，并利用南方世家的力量对抗关陇贵族。

隋炀帝还借鉴了北齐的秀才对策，经过一系列调整，设立了进士科，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科举制选拔人才。经过这一改革，庶族地主的上升通道得以完全打开，科举制度成为打破世家垄断的重要途径。然而，科举制的实施仍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尽管科举选拔了不少庶族出身的人才，但由于世家大族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底蕴，庶族地主的上升之路依然崎岖。门阀士族在唐朝前期依旧在朝廷中占据重要地位。

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依然是大量的土地，而土地与粮食直接挂钩。在和平时期，土地能够转化为财富和更多的土地；而在动乱时期，拥有土地的地主可以迅速转化为军事力量。为了削弱豪强地主的经济地位，必须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措施。事实上，门阀士族通过漏报和瞒报土地、人口等方式，使得大量土地和劳动力不必向朝廷缴税。尽管朝廷曾采取了一些措施，门阀掌控朝政，难以让他们自愿割肉，因此，门阀士族的经济利益并未受到实质性威胁。

直到隋文帝时期，杨坚采取了“索貌阅”和输籍法，收回了大量豪强地主手中的土地和人口，为朝廷的财政带来了大幅增长。隋炀帝也进一步推行了“人口解放”政策，获得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唐朝继承了这些政策，并通过类似手段削弱了世家大族的经济基础。然而，这些措施依然只是“小打小闹”，并未根本动摇门阀士族的权力。直到“同居共财”制度的没落，世家大族的经济基础才受到了真正的打击。

“同居共财”继承制是门阀士族得以兴盛的根本原因之一。士族在乱世中为了保存家族力量，往往采取不分家的方式，共同继承家族的土地和资源。资源集中后，人才辈出，士族成员可以相互提携，进入仕途。到了唐朝，政府推行了“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不论嫡庶，所有子女都能平等继承家产。这一制度虽然让庶子们欢欣鼓舞，但却让门阀士族的财产在一次次分割中逐渐缩水，家族的势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严重削弱。

即使如此，门阀士族的血缘关系仍然是他们存在的重要基础。直至今日，在某些南方地区，宗族仍然是人们团结的纽带。尽管门阀士族的财产已经大为分割，家族的影响力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仍然存在。除非遭遇重大冲击，否则这些家族仍能保持一定的凝聚力。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制度不断发展变化，旧有的事物必然被淘汰。在唐朝中期，安史之乱的爆发给门阀士族带来了致命打击。最初，这场战争看似只是普通的军事冲突，但随着战争的发展，变成了门阀士族内部的相互消耗。许多世家大族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战争平定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已经大大削弱，各地的节度使开始割据一方，形成了多个实际上的地方政权。即便名义上仍属于唐朝，实际上各地已经成为割据政权。

最后，黄巢起义的爆发则给门阀士族带来了致命一击。黄巢不与任何一方世家大族结盟，反而对他们展开了屠杀和掠夺，彻底终结了北方门阀士族的传承，并动摇了南方士族的根基。此后，门阀士族的时代彻底过去，一姓一族掌控朝政的局面再也不复存在。

门阀士族的没落，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每个时代都有适应其发展的政治制度，而一旦旧有制度无法适应社会变革，它就会被历史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