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朝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的文献资料。据史书记载，周人自称曾是夏朝的铁杆盟友，在夏朝国破家亡后，他们随同夏族一起逃亡，最终迁至西北的狄戎之地。

从理论上讲，商汤灭夏的功绩非同小可，理应在后世的祭祀中得到体现，或许是通过回忆祖先的伟大功绩，或者用来彰显商朝强大的军力，以震慑那些心怀不轨之人。在甲骨文中，我们也许会看到一些关于“夏朝”的记载。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周人眼中的“夏朝”，也就是司马迁所写的“中国第一王朝”，在甲骨文中却没有明确提到。

那么，为什么甲骨文中没有记载“夏朝”？难道是周人夸大其词，虚构出了一个夏朝，还是背后另有原因呢？事实上，甲骨文未曾直接提到“夏朝”，并不代表商朝的统治者不知道“夏”这一政权的存在。实际上，甲骨文中有几处内容十分可能与夏朝有关，并且能够与后来的史书相印证。

要解答这个疑问，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夏”这一词究竟是自称还是他称？

在甲骨文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夏”字，但它更多是作为姓氏出现，而不是指代“夏朝”这一政权。因此，现有的甲骨文材料中，并未出现名为“夏”的政权。然而，甲骨文虽然没有提到“夏朝”，并不意味着夏朝不存在。问题在于，商人如何称呼夏政权？商人自称“商”，而周人有时称他们为“商”，有时称其为“殷”。这就涉及到“自称”与“他称”的问题，那么夏朝的百姓是如何自称的，周人与商人又是如何称呼夏朝的呢？他们的称呼是否一致？

根据史料记载，周人对夏朝有几种称呼，包括“夏”、“西邑夏”，以及一个可能有争议的称呼——“土方”或“下土方”。尽管甲骨文中并未明确提及“夏朝”，但却存在与周人称呼夏朝相似的记载。例如，下面两个例子：

1. 史书记载“西邑夏”，甲骨文中提到“西邑”

甲骨文中多次提到一个名为“西邑”的地方，这个地方位于西边，商朝的历代王朝对此地格外关注，频频进行祭祀活动。问题在于，为什么商朝的王们如此担心“西邑”的鬼怪作祟呢？从常理推测，西邑必然是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威望的政权，而商朝可能曾在某种程度上对其有所冒犯，才会产生这样的担忧。如果西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商朝显然不需要如此紧张。根据文献记载，夏朝的都城正是西邑。《尚书》提到：“惟尹（伊尹，商初宰相）躬先见于西邑夏”，而《清华简·尹浩》也有类似的记载：“惟尹既及汤（商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考虑到商王频频提到西邑，似乎只有夏朝灭亡这件事，才能让商王如此忧心忡忡。地理上来看，商族的起源地位于石家庄，随着他们的南迁，逐渐逼近了河洛一带，这一地区正好位于夏族的东部，而“西邑”似乎也正好符合商人对夏都的地理描述。可惜的是，甲骨文中虽然提到了“西邑”，但并没有直接表明它就是“西邑夏”，因此是否能将其与夏朝划等号，仍然存在疑问。

2. 史书记载“禹敷下土方”，甲骨文中提到“土方”

《诗经》有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而《尚书》记载：“帝釐下土方，设居方”，这里的“下土方”一词特别引人注目，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指大禹统治了“土方”这个国家，另一种则是“大禹下到土方”，即有一个叫“下土”的方国存在。第二种解释可能更为准确。《尚书》中提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这表明“下土方”或许是一种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称呼。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土方”是商朝武丁时期的大敌，曾多次出现征战的记载，如“登人三千呼伐土方”和“共人五千伐土方”，最终武丁成功征服了“土方”。如果《尚书》中所说的“帝釐下土方”是指“下到土方”，那么这就与甲骨文中的“土方”相对应，说明它可能代表的是夏朝的残余政权。但如果“下土方”指的是一个独立的方国，那么如何解释甲骨文中的“土方”呢？

从地理上来看，土方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北部或河套地区。如果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朝的都城，那么商汤灭夏后，夏人遗民很可能向北逃往这一带。因此，“土方”或许指代的就是夏朝的残余。由此可见，夏朝自认是“下土”的主宰，但商人并不一定会认同这一点，尤其是夏朝灭亡后，商朝是否继续承认“下土”之国的存在呢？商人可能因此将其降级，直接称之为“土方”。

从周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自认为是夏朝的继承者，而“夏”一词有着“大”的含义（如夏天草木茂盛，树木生长茂大），这与“下”字的发音相似，因此在传承过程中，他们可能误称夏朝为“夏”。因此，“夏”这个词可能代表的是一个伟大的国度。

综上所述，现有的证据表明，甲骨文中确实没有记载一个名为“夏”的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商朝的甲骨文中没有涉及“夏政权”。可能商朝对此政权的称呼是“西邑”或“土方”等，而具体真相仍需进一步的研究与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