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德国、俄罗斯特约记者 青 木 管 迪 本报记者 单 劼 沈 圣 郑 璇 夏温新

编者的话：“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这样写道。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5月8日和9日分别是二战“欧洲胜利日”和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在此背景下，欧洲和俄罗斯民众如何看待二战历史？《环球时报》记者日前对英国、德国以及俄罗斯一些民众和学者进行采访，了解这些国家如何进行二战历史教育，以及大众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的现实意义。

德国学生瓦格纳

《兄弟连》英国演员马修·里奇（前排左二）和“寥寥幸运者506”活动参与者重返二战阿登战役发生地。

俄学者维利索夫

“国家面前无小我”

1945年5月8日午夜，在柏林郊区卡尔斯霍斯特，法西斯德国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英法等欧洲国家还是5月8日，因此这一天成为“欧洲胜利日”，而苏联当时已经是5月9日凌晨，因此9日被定为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苏联解体后，“卫国战争胜利日”成为俄罗斯每年最隆重的节日之一。

28岁的俄罗斯青年亚历山大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俄非常重视二战历史教育，从小学到高中都有关于这场人间浩劫的历史课程，重点讲解战争的历史背景、过程、重大事件及其影响。

曾在俄罗斯留学6年的中国青年小李也向记者回忆了他在求学期间看到的俄罗斯是如何进行二战历史教育的。“从小学到高中，俄罗斯关于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课程和活动贯穿始终，包括课堂讲座、电影播放、绘画比赛、老兵采访、爱国歌曲教学等。”小李说，他在俄人民友谊大学读研期间，70多岁的教授帕夫洛维奇给学生们布置过一个作业——观看苏联二战题材电影《老将出马》，撰写观后感并在班里做陈述。“当时班里许多俄罗斯学生都未曾看过这部电影，而帕夫洛维奇教授对我们说‘青年人要学会珍惜现在的自由与和平生活，那是无数战士用生命换来的’。”

“对年轻人和中年人来说，可能更多是从书本和媒体中了解这段历史，而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他们曾深切地感受战争带来的伤痛，很多人的亲人朋友在战争中牺牲。”亚历山大对记者这样说。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维利索夫告诉记者，自己的祖父与外祖父都参加了二战，前者从1942年到1945年一直在欧洲战场作战，并在奥地利迎来了胜利日；后者则在1945年在亚洲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维利索夫称，他祖父和外祖父讲述的那段历史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国家面前无小我，在特殊时期，我们需要做出牺牲来保卫国家”。

米哈伊尔是莫斯科国立库塔芬法律大学的一名学生，他的曾祖父内乌伊明曾参加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他（曾祖父）很少讲述那时候的事情，但我们知道，由于战争，他失去了父母”。米哈伊尔认为，对于俄罗斯来说，记住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极为重要，这仍是凝聚俄罗斯社会的关键因素。

现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日益动荡不安。英国舆观调查公司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多个欧洲国家的民众认为世界正面临新一轮全球冲突的紧迫威胁，其中法国和西班牙的多数受访者持此观点。

亚历山大等部分俄罗斯民众认为，未来不会爆发全球性的大规模冲突，但二战留给世界的主要教训就是“不要重蹈覆辙”。帕夫洛维奇教授则表示，遗忘历史意味着重蹈覆辙。

让历史更鲜活，《兄弟连》演员组织重走战场

2001年，美英合拍的电视剧《兄弟连》首播，英国演员马修·里奇在其中扮演美国士兵弗洛伊德·塔尔博特。这部剧不仅打动了多国观众，也让里奇本人深刻理解了二战的沉重。如今，已淡出演艺圈的他通过自己创立的机构继续向公众传递这段历史。

里奇的外公曾是英国钦迪特部队的一员，深入缅甸丛林与日军作战；他的爷爷则是经历过“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老兵。然而，对于长辈们在战场上的更多细节，里奇却所知有限——因为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往往不愿主动提及那段经历。

2000年，里奇通过《兄弟连》的试镜。2003年，《兄弟连》被中国引进，由此被更多观众熟知。20多年来，里奇与这部剧的其他演员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他们不仅定期聚会，更与他们所饰演的老兵及其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几年前，里奇创立了名为“寥寥幸运者506”的组织，名称灵感来自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的经典台词“我们寥寥几人，我们幸运的寥寥几人，我们是兄弟连”。这也是《兄弟连》剧名的由来。最初，该组织主要通过线上播客形式，邀请演员、导演和历史学家共同探讨剧集及其背后的历史。新冠疫情过后，“寥寥幸运者506”开始组织实地考察活动，带领历史爱好者重走二战战场，包括阿登战役的发生地比利时巴斯托涅等。“我们的参与者来自世界各地，职业背景也五花八门，既有学生也有退伍军人。”里奇告诉记者：“我们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但希望吸引年轻人参与进来，让历史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里奇观察到，如今欧美的二战史教育主要侧重本国内容，很少涉及东方战场，如中国等国的巨大贡献。他认为，如果能更全面地讲述各国的牺牲，效果会更好。“二战历史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浩劫。现代军事科技的破坏力远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全球性冲突很可能会以更惨烈的方式迅速终结。”他说，希望人们能汲取历史教训。

里奇的合作伙伴之一保罗·伍达奇是一位深耕二战历史的英国历史学家，现居法国诺曼底。作为专业向导、作家和视频博主，他经常与历史学者交流，分享二战故事，并参与电视节目制作和会议演讲，致力于传播有关二战的记忆。

已年逾半百的伍达奇表示，其伯祖父参加了诺曼底登陆，祖父在炮兵部队服役，祖母加入了女子志愿服务队。出于对二战历史的浓厚兴趣，伍达奇选择定居诺曼底——这个每年吸引500万游客的二战关键战役发生地，并通过数十年的实地考察和自学成为该领域的专家。

在伍达奇看来，欧洲人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从未间断，特别是在诺曼底地区，各种纪念活动和博物馆持续吸引着全球访客，“驾车穿越诺曼底，二战的历史扑面而来”。然而，伍达奇也意识到，随着二战老兵相继离世，未来孩子将无法在现场倾听这些亲历者对战争的讲述，而更多需要从历史资料中了解这段历史。

“和平与外交的声音必须强于鼓动战争的声音”

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地点，是现在的柏林卡尔斯霍斯特博物馆。德国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活动已于4月中旬陆续开始，而其中柏林卡尔斯霍斯特博物馆备受关注。

据美媒报道，上述博物馆二战时曾是德军军官餐厅，之后被苏联军队用作军事设施。1967年，东德当局将这座建筑改建为“投降博物馆”。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这个地方成为了德俄博物馆。2022年5月，博物馆从其名称中删除对俄罗斯的提及。

柏林卡尔斯霍斯特博物馆馆长、历史学家莫雷日前在接受《环球时报》驻德国特约记者采访时表示，博物馆改名一事引发争议。他强调，博物馆内有关二战历史的常设展览没有改变，该馆的核心部分投降大厅也保持了原貌。此外，博物馆外花园里的苏军坦克和战车也一直保持展览。

根据柏林卡尔斯霍斯特博物馆的介绍，5月8日馆内计划举行多场活动，包括摄影展、历史电影镜头中的法西斯德国投降签字仪式等。记者采访时，一场有关1945 年法西斯德国投降的展览正在举行，从汉诺威专程前来参观的一个退休老年人旅游团队正在看展。一名叫卡特琳的退休老师告诉记者，他们这一代人大多是战后出生的，参观展览希望多了解父母一代的历史，也希望把历史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

二战结束后，德国进行了深刻反思。战后德国历届领导人都明确承认，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德国对其后果“全面承担责任”，并向受害国人民“认罪、道歉”“请求宽恕”。正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德国年轻人克里斯蒂安·瓦格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德国学生很小就会在学校了解纳粹德国和希特勒的可怕行为，包括法西斯主义。“我一生中遇到的几乎每个德国人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怀有强烈感受，他们不希望悲剧再次发生，对发生在受害者身上的事情感到非常抱歉。”瓦格纳称，作为一个从事大众传播理论研究的人，他在探索一些宣传行动是如何在二战的爆发中起作用的，包括它是如何驱使人们做出邪恶行为的，以及为什么一些人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

“有人告诉我，要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包括生命，去捍卫所谓的‘自由民主’，因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价值观’，但我想问：‘有什么比生命本身更重要？’”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瓦格纳称外交、对话和相互尊重才是最重要的。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和平会给世界带来最大利益。

相较于德国，日本政府对其在二战中的行为反思明显缺乏。日本还在教科书中逐渐淡化甚至美化其侵略历史、歪曲历史真相。“作为一个德国人，我发现这（日本对二战缺乏反思）很难理解，直到我研究了战后谁统治过日本，包括曾在1957年至1960年担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瓦格纳分析说，德国在战后不允许前纳粹分子继续掌权，这是德国和日本对二战历史立场不同的重要原因。

“欧洲的年轻一代很重视历史，他们不想要战争，但问题是一些媒体的报道正在影响他们的看法，部分媒体和政客不断谈论战争，这可能让一些人认为除了战争，别无选择。”瓦格纳认为，和平与外交的声音必须强于鼓动战争和破坏的声音，媒体在向大众宣传外交解决办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