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宗、武后以来，均田制渐趋破坏，流民、逃户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玄宗时期曾采用很多种办法试图解决。一是重申均田法令，严禁流徙；二是检括客户，听其所在落籍；三是招募流民客户充军。在这几种办法中，前两种都失败了，而募流民客户为兵的办法虽能诱得“通逃者”“争出应募”，暂时解决了社会问题，却使这批人渐渐成为雇佣兵而不可卒去。于是，由于均田制度的崩溃，导致了唐兵制从府兵的征兵制，向募兵制演化。

节度使制度的开端，是从唐开元、天宝年间所设立的缘边节度使。这和当时的边疆形势是分不开的。在这以前，唐在厉兵秣马击败了东突厥之后，实际上对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着旺盛的扩张进攻的。唐初先后击破了东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诸部，设立都督府；此后，又打败西突厥，灭高昌国，于其地设立州县治理，奠定了唐朝辽阔的疆域。但进攻的步伐还没有停止，显庆年间又平西突厥贺鲁，设立二都护府统其地。又在新疆以西，波斯以东的地区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

唐朝的衰弱的灭亡与节度使权重有关，唐朝弱于藩镇，弱而不亡乃靠藩镇实力均衡维持。

唐朝灭亡的关键节点是黄巢之乱，黄巢之乱，各地节镇或者无力镇压，或者不想镇压，结果导致祸乱越演越大，竟然攻破了长安。最后依靠投降将领朱温和借助沙陀李克用部骑兵来得以镇压。黄巢之乱开始后，各地开始大规模的扩军，原来南方一些不设节镇的地方也广设节镇，实力开始增强，而北方的实力本来就强，战后仍然很强势。中央的实力和权威更加衰落，最后朱温篡位代唐建梁，开启了五代十国的时代。

节度使在开始阶段只是军职，只设立在边疆地区，能够节制的主要是边疆地区的军府州县，内地的府州县并不能够节制。节度使刚开始也只是拥有兵权，其他如行政权和财权并没有掌握。

安史之乱开始后，为了弥平祸乱，给地方放权，内地也大设节镇，主要集中在北方。而且权力越来越大，一方土皇帝。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并兼任驻在州之刺史。在俨然安史之乱时期，由于玄宗下令给予各道节度使自调兵食、总管内征发，任免管内官吏等权利，采访使的权限已经被节度使架空。所以在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下诏，罢省采访使，改为观察处置使。此后，这个职务例由节度等使兼任，藩镇的军权和行政督察权彻底合而为一。唐代藩镇割据的格局，到此才正式形成。

节度使的僚佐有副使、支使、行军司马、判官、推官等，将校有押衙、虞侯、兵马使等。由于观察使是采访使的改名,故唐代后期节度使例兼所在道的观察使。节度使的僚属，都由节度使辟举，然后上报朝廷批准。所统州县长吏虽由中央任命，而实际则听命于节镇。遇刺史位阙，节镇常遣上佐摄职，然后报请朝廷正授。地方财政收入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送使部分常占最大份额，对朝廷保持独立状态之河北三镇，甚至全无上供。内地节度使辖区虽是藩卫朝廷的军镇，但实际上往往对朝廷保持不同程度的离心状态。

安史之乱到黄巢之乱的百年间，唐朝的节度使主要集中设立在河北、关陇和中原地带，广大的南方地区节度使并不多。同时因为唐朝中央建立了一支高达十五万的还颇具战斗力的神策军，掌握有一支精锐的机动部队。虽然无力从整体削平藩镇，但依靠南方的财富来养兵，在局部地区的中小规模战争中还能够占有优势，这也是元和中兴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

唐朝中后期，真正骄横割据的藩镇主要是河朔三镇，

河朔三镇要求的只是世袭罔替的特权，只要朝廷能够允许他们世袭罔替，他们并无取代唐朝天下共主地位的意愿和实力。同时三镇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比如成德和卢龙镇冤仇就很深。唐朝中央在自知无力铲平三镇的情况下，只得暂时息事宁人，同时不断争取有利时机分化瓦解他们，或者安插钉子等方法来徐徐图之，以待他日最后总解决。

中原的藩镇大体上是恭顺的，基本都能听从中央的调动。各地的节帅基本是忠于朝廷的人员，中原藩镇就成了唐朝中后期维护中原安全同时可以应对河朔的重要力量。虽然在这百年间，唐朝中央与藩镇除了两次大规模动武外，大体相安无事，但隐患仍然强烈。首先是节度使虽然仍有中央任命，但有很大的不同。河朔等强藩节度使的任命权，朝廷基本都是不得不授予的，只是履行一个程序罢了。

中原藩镇节度使虽然是流动人员，但一些节帅手握地方大权后，也俨然一方豪强，虽然比河朔强藩要恭顺，但在自己辖区内部那与河朔基本无异。其次在赋税方面，河朔强藩自安史之乱以来就从不向朝廷纳贡交税，虽然不时的大量进献，但进献并不等于交税，而且多是在有求于朝廷的时候或者特殊的象征性表态时候做的。进献之物虽然看起来一次不少，但实际根本无损于强藩，起码花的是物有所值。

中原藩镇虽然听命于朝廷，但因为任务繁重，而且在战乱后破坏严重，无力向中央缴纳多少赋税，朝廷也认可之。而京西北藩镇地处贫瘠之地，既要担负抵御吐蕃的重任还要随时东征平叛，这都得朝廷养着，哪儿有能力给朝廷交税，所以朝廷的赋税主要来源于东南八道。再次就是朝廷律令和法度。虽然唐朝的藩镇大体上仍然执行中央的律令，但不少都大打折扣。尤其在强藩地带，节度使所辖的镇将之权远重于刺史和县令，刺史和县令的权力被剥夺，辖区长期处于一种军事准备状态，在这样的几乎准战时状态下根本不可能有正常的行政秩序。

宪宗元和十四年，横海军节度使乌重胤就上奏说：

河朔能拒朝命者，盖刺史失权，镇将领军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职，大帅虽有禄山、思明之奸，能据一州为叛哉？

确实，因为地方官员的实权都被军方将领剥夺，而节度使不少军人出身，这样自然一个地方的行政状态就长期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