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一种习俗，今天已经基本不为人知。在为死者举行葬礼时，会在墓中放置一块小型石碑，上面镌刻有名人或文人为死者的一生所做的总结与赞美，称为墓志。墓志上的碑文一般由两部分组成，散文形式的一部分称之为“志”，韵文形式的一部分称之为“铭”。墓志铭，被考古学家视为一种极其珍贵的史料。

虽然墓志铭中不乏对逝者溢美之辞，但对死者生平大事和重要之事的描述，还是比较准确的。很多墓志铭中，都会记载一些史书中未曾出现的细节或轶事，对于历史资料有着很好的补充与完善作用，有时甚至可以作为澄清历史迷案的重要线索或证据。唐朝武将常何的墓志铭，就曾对玄武门之变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做出揭示。

常何，是唐朝开国时期的武将。他早年投身于瓦岗起义军，曾与秦叔宝、单雄信、程知节、徐世勣等名将是战友。不过他资质平庸，功劳乏善可陈，知名度远不及瓦岗军中的众多璀璨将星，长期一直处于随波逐流、默默无闻的状态。瓦岗军覆灭后，他随众人投降王世充，最后投奔唐朝。

归唐之后，他的履历依旧不温不火，波澜不惊，属于那种混年限熬资历的中庸之才，一生最露脸的时刻，是在唐朝征伐高句丽时，出任平壤道行军副总管。可以说，在唐初名将如云的风云时代，他属于最不起眼的一批武将之一。若非他卷入了玄武门之变，后人几乎不会对他留下任何印象。

众所周知，玄武门之变的背景，是李世民与兄长李建成的夺权之争。玄武门事件的爆发，是二人冲突白热化的表现。长期以来，史书记载留给人们一种印象：玄武门之变，纯属李建成咎由自取，李世民是被逼上梁山，不得已而为之。按照史料记载，事变之前，太子建成决心彻底铲除李世民，频出重拳剪除李世民羽翼和势力，准备痛下杀手。

比如李建成借出击北疆颉利可汗为名，强制抽调走秦王府的骁将尉迟恭、程知节等，强迫李世民的心腹谋臣房玄龄、杜如晦到外地任职，非奉诏令不得入京。《资治通鉴》就记载，太子建成还计划在举行出兵践行宴会时，埋伏刀斧手，当场刺杀李世民。虽然史料言之凿凿，但众所周知，史书记载都是在李世民登基之后完成的，不能排除他为了美化抬高自己，有意识抹黑对手的嫌疑。

而武将常何的墓志铭中，记载了2件事，对玄武门之变的前因后果做出了另一种解读。墓志记载，武德七年，也就是玄武门之变前两年，常何收到李世民调令，把他调入京城，担任皇宫玄武门的守将，主管皇家禁军，宿卫皇宫。李世民还亲自接见他，赏给他金刀子一枚，黄金三十锭。另外给他一部分黄金，让他留心物色一批骁勇之士。

第二件事，是常何担任玄武门守将之后，“趋奉藩朝，参闻霸略”，经常出入秦王府，参与机密商谈。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日，李世民直接命令他，全权掌握玄武门的守备防务。此后的事情众所周知，在李世民的安排下，玄武门的禁军在事变中，毫不犹豫倒向李世民一方，与太子建成的亲兵卫队展开激烈厮杀，把建成的救兵成功阻挡在宫门之外，保证了李世民成功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

常何墓志铭中两件事，足以颠覆史书中玄武门之变留给人们的印象。原来，早在事变前两年，李世民就已经处心积虑预谋此事，并且做出相应的人事调整，在关键岗位培养安插心腹。而当时的太子建成，与李世民虽然不和，但还远远未到刀兵相见的地步，根本没有除去李世民的任何迹象或行动，而李世民一方已经磨刀霍霍，煞费苦心谋篇布局。

由此可见，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蓄谋已久，精心筹划长达数年，根本不是什么被逼上梁山的自卫之举。为了争夺皇位而兄弟相残的悲剧，始作俑者正是李世民自己。虽然他日后成为一代明君，但若李建成来当这个皇帝，未必不如他。李世民人称英明一世，为了帝位却不择手段，事后还要委过于人。功是功过是过，他的辉煌功业无人可以否认，但他为了皇位编织阴谋弑兄杀弟，也足以让人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