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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庐山山巅，时年46岁的蒋介石正与几名高级将领闲聊，他们从当前国际形势聊到已占东北的日寇，从古往今来的为君之道，聊到“攘外必先安内”的歪理邪说。

从山下走到山上，几人可谓是喜笑颜开，情绪亦是很快到位，于是乎一位胆大的将领便向蒋介石问出了一个既无礼又很有必要的问题，那就是“委员长百年之后，该由谁来代替？”

这一问题看似是在询问继承人一事，毕竟蒋经国前些年去往苏联，蒋纬国心胸狭隘不堪大用，“太子”该由谁来当于国是件大事，是由蒋纬国，还是抛开亲情另选高明亦是世人所不明。

对此蒋介石的回答就显得极为高明，他将话题一转，从继承人变为了讨论天下英雄，他表示能取代自己的那人已经被杀，恍惚间想到些什么后他又补充了一句，称还有一个人仍存于世，不过很快也将被自己消灭。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蒋介石说的两人都是谁，他们又有何能耐能够取而代之呢？

国民党元老邓演达

先说答案，这两人中后者相信大家一定再熟悉不过，没错此人不是旁的，正是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彼时的他正在经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所以蒋介石这才说对方即将被自己消灭，而这第二人嘛来头亦是不小，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国民党元老邓演达！

这个邓演达的事迹不可谓不英勇，他不单老早参加革命风风雨雨数十载，还在张学良、杨虎城之前便向蒋介石发动了兵谏，希望能为世人谋一个朗朗乾坤，当然了，若是提到这个我们就不得不从头开始说起了。

1895年邓演达出生于广东省归善县的一户书香门第之中，其父乃是清末秀才，就任詹县知事的他毕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因此对待儿子的教育自然也极为重视，不光从小就将其带在身边墨染，之后更是把他送去了淡水县就读小学，获得了远超常人的文化水平。

有文化就有见识，邓演达也不例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时常听闻孙中山先生的故事，仰慕、崇拜之情溢于言表，一个志愿亦是在他心中泛起，那就是参与革命帮助对方改造中国。

此念亦此行，邓演达说到做到，年仅14岁的他便考上了黄埔陆军小学，并找到一名同乡好友请愿加入了同盟会。

入会后革命始终未停，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1913年的讨袁二次革命、1920年的讨陈战役都是如此，尤其是后者，在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邓演达忙前忙后先是前去云南、广西亲自联络地方军阀，随后又自任总指挥身先士卒与陈军交战，这才成功夺回了广州救了孙中山一命。

此等大功着实罕见，故，年仅25岁的邓演达亦是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重视，一跃成为了国民党内部威望顶尖的存在。

“没有邓演达就没有第一师”，此话就是对邓演达功绩的最好肯定，但他本人却并没有居功自傲，反倒是格外谦逊，黄埔军校刚刚成立之际他拒绝担任教练部主任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也正是这份高洁的品格让其一步步升迁，以至于中山先生刚刚逝世，他就在同僚们的推举下成为了黄埔军校的三把手。

同为黄埔领导，邓演达与蒋介石自然是有交际的，只是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彼时二人的关系并非势如水火，反而十分亲密，还是直到1926年7月，随着一件大事的发生这才让他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

认清面目发动兵谏

事发时正值北伐大业如火如荼之际，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之下，国民革命军已然占领了武昌一带的全部土地，接下来只要渡过了长江打到对岸，那革命军就会如同蛟龙入海一般畅通无阻。

大家伙是这么想的，也即将要将此事实现，可就在此时来自司令部的一则命令却好似一盆冷水一般泼到了将士们的脸上，命令内容大致如下，即“部队暂且停止前进，待将国民政府搬迁至南昌后再行进发。”

这不是明摆着浪费大好战机吗？的确，但时任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有不同的想法，他坚信战何时都可以战，革命的队伍与腐朽的军阀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取得全国政权是迟早的事情。

但权力却不然，如果不在这时将政府迁到前线，等到部队渡过长江，届时谁来当这个第二任大总统就说不定了，而这也就是蒋介石所谓的“以军队控制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准则。

此事的正确性我们暂且不论，可这样公然违背孙中山先生意志的行径却引来了大批国民党元老的不满，这其中就包括了最受孙中山器重的邓演达。

邓演达一直认为，军队不过就是国家政府的工具，是用来推翻军阀建立新世界的工具，因此从这一刻起他便对蒋介石产生了浓浓的失望之情，当然了，这也就是他联合唐生智选择发动兵谏的原因所在。

蒋介石控制军队企图独裁的事情一出，位于武汉的时任国民党主席汪精卫就坐不住了，他当即决定与蒋介石撕破脸皮，所幸在苏联军事顾问的鲍罗廷的劝导下，这才将武力内讧转变为了和平谈判。

蒋介石亦是答应了此次会谈，他带着自认为忠诚的邓演达赶赴庐山，汪精卫那边带的则是早已认同邓演达的唐生智，彼时的二人谁也没想到，他们带领的两员“警卫”竟提前在私下制定好了会谈的策略，那就是一旦蒋介石不愿继续北伐，仍然固执己见独掌大权，便由二人出面采取兵谏，以武力逼迫蒋介石更改想法。

不出所料蒋介石果然和汪精卫谈崩了，而邓演达亦是说干就干，仅在几天后他便叫上了唐生智，外加一个营的将士请求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的亲卫一看是这二人来了也没有阻拦，但谁知就在下一秒，门外的将士就举起了枪缴了所有亲卫的械，邓演达亦是不敢耽误，控制好局面后他立即持枪闯进了蒋介石的卧室，喊醒了正在午睡的对方。

见邓演达、唐生智持枪闯入，蒋介石哪里还不明白二人的目的，为了保住性命他立刻选择了虚与委蛇，一面劝说二人放下武器，一面说明自己的态度，表示关于北伐的事情一切都可以好好谈，大敌当前犯不上动刀动枪，做出那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闻言邓演达、唐生智顿时有些犹豫，不想门口的一名军官却突然暴喝一声，说什么蒋介石诡计多端就是在拖延时间，不可轻信他的谎言，最好就是直接将其捆起来，逼迫他认清现实。

属下的一席话瞬间喊醒了邓、唐二人，不过他们却并没有选择动粗，而是说了一句希望总司令三思后便退出了卧室。

这种做法与后来的“西安事变”无异，不仅是做法，就连之后的应对亦是相似，邓演达为求快速解决问题直接就找到了本次和谈会议的调停人，也就是苏联顾问鲍罗廷，希望由他出面劝诫蒋介石继续北伐。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鲍罗廷的态度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果断，他表现的十分犹豫，思虑再三后这才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快速结束会议、释放蒋介石、避免军事冲突、待局势平缓马上召开国民党内部会议，通过政府层面解决问题。

鲍罗廷的方案果真有效，让邓演达这么一搅和，蒋介石有些认怂，汪精卫亦是害怕生变，故而本次事件也就这样快速平息，蒋介石暂时断了迁都的念想，汪精卫不再追究对方拥兵自重的责任，北伐战争继续。

可事情真的会就此终结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蒋介石的肚量人尽皆知，向来不报隔夜仇的他怎会容忍邓演达等人的“反革命行为”呢？于是乎就在此后不久，关于邓演达的一系列报复便随之开始了。

就在兵谏后不久，蒋介石就撤掉了邓演达政治部主任的工作，1927年3月，蒋介石又公然违背了国民党中央取消自己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命令，不仅是抗命，他还直接另辟蹊径，于一个月后组建起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此等行径简直令人发指，再加之“4.12”反革命政变的爆发，蒋介石已然是惹得天怒人怨，所以就在当月22日，邓演达便联合宋庆龄、毛泽东、何香凝等人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希望全国上下的国共两党人士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

这次的讨蒋可不单只是说说而已，邓演达在成为了蒋介石的实名通缉犯后立刻就逃去了武汉，并组织起了东征的队伍，希望一举歼灭这个背叛革命的叛徒。

大军快速向南京方向进发，可令邓演达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半路上汪精卫就改变了主意，将原先联共讨蒋的方针变为了联蒋清共，至于他如此行事的原因也很简单，完全就是蒋介石为了报复邓演达在其中搞的“幺蛾子”。

得知该情况后邓演达痛心疾首，也顾不得东征了他立刻就拍马赶回了武汉，希望能为革命作出最后的努力。

邓演达找到了汪精卫，又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是阐明利害关系，只可惜汪精卫早已被蒋介石“忽悠瘸了”，一心一意就想对我党出击。

如此态度令邓演达失望至极，无可奈何之下他亦是只得暂避锋芒，转而退到苏联希望用舆论的武器对抗强敌。

再度反蒋命丧黄泉

在苏联的日子里，邓演达等一众国民党左派成员一直在为声讨蒋介石做着努力，而蒋介石呢也没闲着，虽然邓演达离开了国内他却还是将对方视为了死敌，在他看来邓演达出走是假，真实意图其实是在积蓄力量企图推翻自己。

也难怪蒋介石如此猜疑，毕竟邓演达无论是声望还是能力都足以与他匹敌，尤其是声望，在孙中山先生的一众门徒中，几乎没有人能与邓演达相比，如若邓演达登高一呼，那届时推翻蒋介石的统治简直是轻而易举，事实也的确如此。

目睹了苏联的强大后，邓演达愈发坚信一个道理，那就是只有团结才能发展，只有全部力量联合在一起才能让中国成为强国，继而恢复华夏往日之盛况。

于是乎，就在1930年坚定信念的邓演达便回到了国内，希望将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共同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从而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

邓演达行动迅速，仅在当年八月他就成立了大名鼎鼎的“中国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他们的纲领很简单，那就是反帝反封建反独裁，以工农为基础实现社会主义。

该纲领与我党不谋而合，因此当即就吸引了不少想加入我党却又前怕狼后怕虎的国民党成员，尤其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们更是蜂拥而至，以至于自建校以来近一半的毕业生都参与了进来。

此等势力不可谓不强大，其中的精兵强将亦是不计其数，例如杜聿明、陈诚、宋希濂等人都是如此。

得知此事后蒋介石大为震怒，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他也是立刻采取了行动，调集全部的特务人员大肆抓捕“第三党”成员，为此他甚至付出了百万银元的悬赏酬金，其决心之坚定可见一斑。

在蒋介石的“努力”下，很快“第三党”成员便遭了殃，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就连亲近对方的立法院院长胡汉民都不例外。

当然，邓演达等人也没有坐以待毙，待蒋介石大肆抓捕之际，他们立刻在南方建立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基地，并暗中联络起了一系列与蒋关系不和之人，例如杨虎城、冯玉祥等等。

在邓演达看来，只要自己与这些将领意见达成一致，那反蒋则大事已成，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还没等信使抵达目的地，他本人就遭到了叛徒的出卖，最终于上海被逮捕入狱。

被捕后邓演达万念俱灰，只想着一死报谢孙中山先生的恩情，可蒋介石却拦下了他，不忍如此人才陨落的蒋介石当即给到了对方一个机会，那就是出面调停发生在宁汉地带的“宁粤对峙”。

虽然对此邓演达毅然选择了拒绝，但即便如此蒋介石却还是不想杀了他，毕竟以邓演达的威望，一旦死在自己手中，那届时势必会引起更激烈的反蒋浪潮。双方就这样陷入了僵持，还是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这种局面才终于被打破。

彼时，由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全国上下再度掀起了疯狂的反蒋活动，国民党内部亦是怨声载道，称蒋介石不打日寇打红军的行为大错特错，更有甚者一些想让蒋介石下台的声音也是愈演愈烈。

这种局面下蒋介石的内心极为慌乱，他害怕有人会借此时机发动政变，也担心自己假意下野的办法会遭人算计，最终假戏真做夺了自己的兵权，而蒋介石最为恐惧之人不是旁的，正是还在牢里的邓演达。

在蒋介石看来，只要他前脚刚一下台，那些黄埔军校的学生们就会破开监狱的大门，为邓演达“黄袍加身”，于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时年11月29日，一道命令便从南京总统府秘密发出，命令的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那就是“邓演达威胁甚大，秘密除之”。

就这样，邓演达于当天死在了蒋介石卫士长王世和的枪下，闻听此讯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不仅是民间，就连我党和国民党内部都爆发了激烈的抗议，辞职之人数不胜数，怨恨之声不绝于耳，而蒋介石呢？他不但没有丝毫后悔，反倒是得意的感慨称自己除去了最大的心头之患，以至于时隔两年他还在庐山炫耀，由此可见邓演达对于蒋介石的威胁到底有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