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古代史研读：唐朝史料记载中，皇室儿童的夭折情况——唐朝皇室儿童可以说享有当时最好的医疗条件，因此对皇室儿童夭折率的分析有助于了解上层社会儿童夭折情况。

夭折的比例

根据史书及墓志等资料统计，唐代皇室共467人，其中皇子236名、皇女231名，笔者对其中20岁以下夭折儿童、或可能20岁以下夭折儿童统计，据统计，唐代皇室467名皇子皇女中，20岁以下夭折儿童104人，夭折率约22.27%，其中皇子68人，皇女36人，男女夭折比例接近2:1。

需要注意的是，实际皇室夭折儿童比例定远高于22.27%，史书中许多皇室幼年夭折儿童不被记载，皇室实际子女人数也肯定远多于467人。

高宗与武则天的长女安定公主一岁夭折，即未被《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记载，如果不是她卷入宫廷斗争，在史书中不会留下痕迹。唐懿宗之王德妃墓志记载，王德妃“孕贵子三人：长曰昌宁公主，次曰七郎，次曰八郎。”

墓志中记载三子皆“婉顺聪晤，生知孝谨”，可见王德妃薨逝时三子皆在，尚未封王，排行应为第七、第八。两《唐书·昭宗纪》皆记载懿宗第七子为昭宗，第八子为恭哀太子李倚，昭宗为皇帝，在兄弟中的排序史书当不会记错，但关于昭宗之母为何人诸书记载矛盾。

唐书的记载

《旧唐书》记载僖宗、昭宗同为惠安皇后王氏所生；《新唐书》则记载僖宗生母为惠安皇后王氏，薨于咸通七年（866），昭宗生母为恭宪皇后王氏。关于昭宗生母为何人学界尚有争议。陈丽萍利用王德妃墓志及恭宪皇后安陵与王德妃葬地相近，认为僖宗与昭宗异母，而王德妃与昭宗生母恭宪皇后为一人。

笔者也认为僖宗与昭宗异母，但将王德妃与昭宗之母恭宪皇后视为一人尚存疑问。

按王德妃墓志中对其二子称呼为七郎、八郎来看，王德妃逝世的咸通十一年（870）七月十八日二子尚未封王，两《唐书》中都记载昭宗与懿宗第八子睦王李倚确为咸通十三年（872）才封王，同时封王的还有第六子吉王李保，从这一点上来看昭宗与睦王确实很可能为王德妃之子七郎、八郎。

《新唐书·懿宗恭宪皇后王氏传》中记载恭宪皇后王氏生昭宗而卒，如果恭宪皇后与王德妃为一人，王德妃之子八郎又如何解释？而且如果二人为同一人，则昭宗与睦王李倚可能为同母兄弟，当然如果王德妃之子八郎幼年夭折可能不序齿，二人也有可能不是同母兄弟。从史书中未见昭宗与睦王为同母记载及睦王在昭宗时也无特殊来看，二人为异母的可能性极大。

此外，以二人安葬地相近推测二人为同一人的观点，王德妃被葬于京兆府万年县崇道乡夏侯村，僖宗之母惠安皇后王氏寿陵也与之相近。此地为中晚唐以处极重要的皇室墓区，王德妃葬于此不能说明二人为同一人。故笔者以为王德妃与昭宗之母恭宪皇后王氏可能不是同一人。

那么，王德妃之子七郎、八郎可能幼年夭折没有序齿，史书中未留下身影。

此外，在这467人中，还有一部分只记载了姓名及封号，生卒等情况不明，尤其是中晚唐时期，他们之中可能也存在幼年夭折者，但却未被记载。随着唐代部分皇子皇女墓志出土，对部分皇室夭折儿童有所补充。

唐宣宗有四子皆幼年夭折，但史书中全无反映，甚至将他们的薨逝时间记载为安葬时间，以致他们年寿差别极大。

宣宗第四子夔王滋，《旧唐书·夔王滋传》与《新唐书·懿宗纪》皆记载咸通四年（863）薨，《新唐书·通王滋传》则记载于乾宁三年（896）被韩建、刘季述矫诏所杀。按其墓志记载，其人于咸通四年（863）薨逝，时年二十。

宣宗第九子昭王李汭，《新唐书》记载乾符三年（876）薨，其墓志则记载薨逝于咸通六年（865），时年十六，乾符三年（876）时迁葬。宣宗第十子康王李汶，《新唐书》记载薨于乾符四年（877），其墓志则记载薨于咸通七年（866），时年十六，乾符四年（877）是安葬时间。

宣宗第十一子广王澭，《新唐书》记载薨于乾符四年（877），据其墓志记载薨于咸通五年（864），时年十一，乾符四年（877）迁葬。

从墓志记载来看，造成宣宗四子薨逝时间史书记载错误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乾符年间几位皇子被迁葬，史书将迁葬时间误记为薨逝时间，至于为何僖宗时集中迁葬原因未知。

唐懿宗之女普康公主，《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只记载其为懿宗第三女，封号普康，其他情况不得而知，据墓志记载普康公主“咸通二年生，六岁，以七年七月二日薨”。这样的情况应该还有很多，但目前有墓志出土者只是少数，大部分尚未有墓志出土。对皇室儿童来说，生病之后的治疗能够得到保障。唐代宫廷医疗机构包括负责皇帝的尚药局、负责太子的药藏局、太医署、翰林院的医术待诏、尚食局的司药等。

皇室儿童的治疗

对皇室儿童来说，尚药局的司医与医佐、药藏局等都负责其疾病的治疗。虽然拥有众多医者与药材，皇室儿童仍难逃夭折命运，康王李汶墓志中记载其生病之后“宫臣传旨，太医侍药”，但最终仍然十六岁而薨。

相比其他阶层儿童，皇室儿童可以说享有当时最好的医疗保障，但却有着极高的夭折率。

虽然皇室儿童死亡率高达22.27%离不开皇室儿童的非正常死亡，但去除这些有记载的非正常死亡儿童，其他儿童的夭折率仍为17.34%，依然远高于据李燕捷氏书中数据所得的3.8%、据冻国栋氏书中数据所得的2.7%、蒋爱花氏统计所得的2.4%，以及据敦煌及吐鲁番地区籍帐数据所得的7.31%，那么为何皇室儿童夭折率会远高于整个社会儿童夭折率？

按一般常识，下层儿童夭折率高于上层儿童夭折率，出现皇室儿童夭折率远高于敦煌及吐鲁番地区儿童夭折率的情况，笔者以为这可能与数据的统计有关。

虽然皇室儿童在数据统计中也存在不全的问题，但相比敦煌及吐鲁番地区，皇室儿童的夭折记载更为详细，而敦煌及吐鲁番地区在数据收集上缺少更为严重，更多夭折儿童没有记载。

唐代皇室儿童夭折率高于整个社会儿童夭折率还可能与以下有关：一是唐代皇室普遍早婚早育，按今天医学观点，早婚早育影响子女身体健康，容易造成儿童过早夭折，世界卫生组织资料表明早育所产儿童死亡率比20-29岁所产儿童死亡率高出50%。贞观元年（627）规定男二十、女十五以上嫁娶，开元时规定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婚嫁，这是唐代文献中对男女婚嫁年限的规定。

实际婚嫁年龄据张国刚、蒋爱花根据墓志统计，唐代女子婚嫁以15-19岁为多，占59.11%，男子以17-30岁为多，占68.29%；据陈丽研究，敦煌地区女性普遍21-30岁婚嫁，男女双方年龄多相差十岁，男子多31-40岁婚嫁。

疾病产生的原因

唐代皇室则多早婚早育，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13岁出嫁，顺宗庄宪皇后王氏13岁入侍顺宗，高宗16岁已有长子李忠，肃宗17岁已有长子李俶，代宗16岁已有长子李适，穆宗15岁已有长子李湛。与民间婚嫁年龄相比，皇室显然早婚早育，皇室的早婚早育导致儿童多疾病。《新唐书》记载代宗出生后“孙体挛弱”，以致玄宗看望时乳母用其他婴儿代替。

代宗即是肃宗17岁时所有。二是唐代皇室多近亲结婚，近亲结婚所生子女畸形率与死亡率极高。

国际卫生组织相关资料显示近亲结婚后代夭折率比随机结婚后代夭折高3倍多，20岁以前夭折率高8倍；近亲结婚流产率为2.145%，近亲结婚子女20岁以前死亡率为0.139%。玄宗与武惠妃即为近亲结婚，武惠妃为武则天侄孙女，与玄宗为表兄妹，二人育有四子三女，其中夏悼王李一、怀哀王李敏、上仙公主皆早夭。

玄宗与武贤仪也为近亲结婚，武贤仪是武则天侄孙女，育有二子，其中汴哀王李儆早夭。肃宗与张皇后也为近亲结婚，张氏祖母窦淑为玄宗之母昭成皇后之姊，张氏与肃宗为表兄妹，所育二子皆早夭。

总的来说，唐代皇室患有风疾遗传病，高宗、顺宗、文宗等皆患有风疾，皇室的遗传病必然会影响儿童健康，导致儿童夭折。最后，宫廷医者为皇室治病时因皇室身份往往小心谨慎为上，不敢大胆用药，药效缓和，力求不出错，这可能对皇室儿童的夭折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