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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士人指的是读书人，

下层士人是指那些没有未参加科举考试，或科举落第后未进入官僚阶层，但拥有一定知识文化的民间知识分子。

宋代下层士人虽不能进入官僚阶级，在史书里也没有详细记载，但他们的影响十分深远。

他们人数众多，拥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学修养，

在基层社会从事其他如经济、文化职业，同样也对社会文化和文明发挥巨大的作用。

一、下层士人的概况

宋朝统治者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

宋太宗、真宗、仁宗都孜孜不倦的读书，

并大力宣扬读书的种种好处。太宗曾提出“兴文教，抑武事”，主张治国要依靠有文化知识之人。

太宗本人也以身作则，有时间就博览群书，

他曾提出：“朕公事之外，未尝就寝，读书写字，自得其趣”，昼夜不停的读书，在读书中不断体味人生的乐趣，可见“重文”现象的突出。

宋真宗对读书的优势进行了各种详尽的渲染，鼓励和提倡大众努力读书，

在统治者自身以身作则的宣传下，极大的刺激了下层民众对读书的热情，

无数寒门子弟和平民百姓通过学习知识，企图参加科举考试一飞冲天。

《宋会要辑稿·选举》记载：“淳化三年，得孙何以下三百余人，诸科八百余人。”

科举给普通民众带来了入仕的希望，宋代诗人在诗中写“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在孤村之中即使夜已深，

仍然有学子在刻苦读书，这反映出广大平民阶层在科举刺激下高涨的读书热情。

宋神宗在位时，一位大臣曾提出：“进士、经生之数，举天下而计之，三年之间，率多数十万人而取三四百”，

在三年之中，科举的及第率仅为千分之四，这些都印证了科举落第人数群体的庞大。

科举及第的概率过于渺小，考试的人数越多，落第的人数也就越多，他们构成下层士人群体中重要的一部分。

宋代下层士人在科举无望或放弃科举之后，大多面临经济困难的问题。

“治生”对于下层士人来说是十分严峻的一个难题，他们要想自己更好的生活和有尊严的活下去，

为了不走上乞讨维生的境地，必须寻找其他谋生途径。

二、下层人士的治生选择

众多的市民阶层在物质生活资料逐步得到满足之后，对文化和精神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但

市民阶层大多文化水平较低，也缺少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集中学习传统文化，

在这种情况下，下层士人可以发挥他们自身的文化知识，在文化事业里扮演重要的角色。

为了谋生，许多下层士人选择做说书艺人。

《东京梦华录》中记录的瓦舍数量可知“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宋代大大小小的勾栏瓦舍将近50余座，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根据史料中记载最大的夜叉棚、象棚一次表演可容纳人数接近千人。

这就为市民们提供了游乐的娱乐场所，为说话艺人提供了表演场所。

《桯史》记载：“蜀伶多能文，俳语率杂以经史，凡制帅幕府之宴集，多用之。”

通过说话艺人的加工和表演，将书中晦涩难懂的书面语言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口语，将内容以浅显的形式传播给民众。

下层士人加入到说话表演中，提高了说话人的整体水平，

也提高了基层民众的道德素质和思想品德。

除了说书艺人，下层士人还可以选择书会先生这一职业。

书会先生主要负责编写说书的脚本，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商量脚本编写的相关事宜，创作的脚本形式多样，包括话本、剧本等。

他们记录的主要是民间故事和街头巷尾所发生的细小琐碎之事，

这就决定了记录者既需要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又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经验。

而下层士人正好具备这些条件，大都是具有一定文化素质和社会生活经验的人，其中科举失意的文人占据大部分。

作为落榜的考生，还可以通过卖诗写词来生存。

宋代诗文字画等在市场上广受欢迎，不少下层士人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把文化作为自己的一种谋生资本，以此来获取经济收入。

从事“卖诗”、“写文”，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份既能维持生存又不至于丢掉文人尊严的工作。

很多下层士人依靠书坊书铺，改变传统的文学创造形式，

创作满足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和理解能力的作品，促进文化传播向社会下层移动，使文学走向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

为伎艺人写词也能赚取不错的收益，就连柳永这样的大词人，长期混迹在烟花柳巷里，给许多伎艺人写诗词赚生活费。

柳永写的诗词备受群众喜爱，于是许多青楼女子纷纷找他题词，希望借助他的文笔一炮而红。

柳永也借由歌妓之口，将词进行广泛传播。“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只要有人烟的地方，都能听到柳永写的词。

像柳永这类的文人长期混迹于下层社会中，充分汲取民间俗词和市民生活中的养分

，然后在其创作的诗词中，无形中促进宋代通俗诗词的发展。

由于教育的下移，地方政府大规模修建地方官学培养人才，需要大量的师资队伍。

而仅仅依靠政府的上层士人是远远不够的，“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

教师人数不够，就要在当地选取知识丰富、品德优秀的下层士人进入地方官学教书，

使乡间士人获得一份谋生途径来维持生存，并利用教学促进地方文化的发展。

下层士人除了扎根文化事业，也投身于经商领域，

许多下层士人在经商积累了一定钱财之后，会回报家乡，建造乡学，提高乡人的文化和道德素质，由此可见，下层士人的作用非同小可，

他们在基层社会中凭借自身的学识品德，对地方文化起到模范作用。

三、下层士人的影响

下层士人遍布基层各个领域，

对民间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最为深刻就是广泛传授儒家文化。

众多的下层士人在科举无望之后选择加入塾师的行列，以塾师的身份进行儒家知识的传播。

《过庭录》记载：“丁石,举人也，与刘莘老同里。发贡,莘老第一,丁第四，丁亦才子也。后失途在教坊中”

作为塾师的下层士人都有浓厚的科举情结，

学子们学习也是为了应试成功，因此在教授知识过程中，传授儒家的知识显得十分重要。

他们希望通过教育将儒家的仁、义、中、正、礼、智、信、诚、公等品格和其他优良品德传输给学子，范仲淹也曾指出：“为政务名教,敦尚风义为先”。

在政务和教学活动的面前，道德风尚应该占据首要位置。

下层士人李觏曾提出，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也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他针对塾师只教书而不注重品德的行为进行批评，

“士不举德行，则执笔之余，身之善不善，一不足虑也。是则何补于事哉！”这句话是说，

若不注重品德的培养，将对学子成长造成很大伤害。

学生的道德培养在人格的塑造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因此，下层士人作为塾师无论是进行童蒙教育还是成年人的教育过程中都十分注重道德的培养，

教会学子要爱国爱家、尊敬他人、诚实守信、谦逊有礼，

时刻以儒家的道德准则要求自己。

在谋求出路的过程中，

下层人士不仅找到了谋生的工作，也实现了自我的价值。

在民间居住的下层士人杨适“为人醇厚介特，议论辩博平正。”杨适虽作为下层士人隐居乡间，

但其品德、行为举止、言行时时刻刻影响着邻里乡间之人，对乡间人起到教化作用。

下层士人在基层社会中凭借自身的学识、智慧和德行去从事各种工作，影响着基层百姓，

实现了人生的目标和价值，找到了一条既能生存又有动力的人生方向，

为民间的文化事业做出重要的贡献。

日常生活中，

下层士人用自身德行教化民众，

待人接物方面都按照儒家道德规范行事，给普通百姓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用行动改善和改变着地方社会的风俗，使得宋代礼制秩序不断下移到民间，

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使民间形成“男耕女织,士服诗书,敦行谊人”的和谐画面。

结语：

在宋代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之下，

下层士人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都可找到维持生存的出路，他们选择的治生途径具有多元化，

尽管众多的下层士人科举事业并不成功，但这并不能阻挡他们在其他领域前进的步伐，

下层士人依靠自身所掌握的儒家文化知识和道德伦理，主动进入基层社会，

并积极主动的顺应时代潮流，在地方社会通过多种多样的谋生途径在潜移默化的教化民众、启迪民智，进而

营造出宋代社会中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宋史》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会要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