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明朝最终的毁灭原因在于“不得臣心”。崇祯皇帝错杀了一个文臣和一个武将，导致了明朝的满盘皆输。

崇祯错杀的文臣，是陈新甲。陈新甲是兵部尚书，他算不上清官，但是通晓边事，了解当时对明朝威胁极大的后金。崇祯中后期，由于酷烈的天灾导致国内经济极端困难，应付农民军已经十分吃力，实在是没有余力对付后金了。于是，皇帝便和陈新甲商议，和后金议和。但是，陈新甲办事不密，让相关文件被公布。在那个党争不断、卫道士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明朝末年，陈新甲自然会遭到所有人的唾骂。

但是，作为事件主使之一的崇祯帝，却没有主动站出来澄清，而是和朝臣一起，对陈新甲倒打一耙。事情闹到最后，崇祯处理陈新甲的态度，甚至比其他朝臣还要坚决。最终，陈新甲被斩于闹市。

崇祯错杀的武将，是袁崇焕。袁崇焕是蓟辽督师，挂兵部尚书衔，他为人比较跋扈，杀伐决断，但是在防守上确实有自己的办法。叱咤风云的努尔哈赤，就是命丧于袁崇焕之手。在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中，袁崇焕也是身先士卒，拼死保卫北京城。

己巳之变，后金没有走袁崇焕的防区，所以虽然北京险些被攻破，但责任并不在袁崇焕。但是，崇祯却想找一个人，来为这次严重的敌军内侵事件负责。而正好，袁崇焕有过和后金议和、救援初期不积极、妄议军饷等一系列错误，所以最终成为了此次事件的替罪羊，被凌迟处死。

陈新甲和袁崇焕，两个人都有各自的毛病，但是罪不至死。更何况，陈新甲执行的是皇帝的意思，而袁崇焕夸下的“5年收复辽东”的海口，也远远没到兑现问责的时候。他们的死，让明朝大臣看明白了，崇祯这个皇帝，脾气暴躁，翻脸无情，随时会将自己当成垫脚石！

所以在此时之后，明朝的将领和文官开始携带了。左良玉明明有能力打垮农民军，可就是不做最后一击，就是怕崇祯卸磨杀驴；北京城告急时，吴三桂缓缓起兵，唯恐去得快了，自己也会遭遇和袁崇焕一样的命令。大臣李建泰，卷走了皇帝的最后一些钱，然后跟在农民军身后不敢作战，也是不想承担失败的责任。

至此，崇祯皇帝失去了所有大臣的支持，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但是，明朝的将领手中，仍然握有重兵。文官的手中，还握有舆论导向的武器。而他们自己，并没有当皇帝的野心，因此就必然要找一个靠山。而李自成自起事以来，对明朝官僚的争取工作做得很差，动辄打打杀杀。明朝的大臣们，实在是不敢给李自成当臣子。那么算来算去，就只剩下了投降后金，成为清朝的铺路石。

至于明朝的老百姓，未必不怀念前朝，但是，他们是没有力量的。但即使如此，他们仍然组织起了一支支的反清义军，想要将政权留在汉人手中。这种组织闹了几十年，才因为吴三桂削藩而最终被平定。不过，其影响力一直到了清朝末年，这已经足以说明，明朝是得人心的。只不过，人民缺乏组织，也缺乏足够的战斗力，才最终让大好河山被清朝占据。

那么，明朝到底得不得人心呢？那个时代，到底有没有得人心的政权呢？确实，因为明朝偏执地加派“三饷”，确实导致很多老百姓揭竿而起。但是，如果比起清朝的前身后金来，明朝显然还是得人心的一方。后金从始至终，也没有对老百姓有过一点怀柔政策。对于那些敢于反抗的人，他们的做法就是粗暴地杀戮。更何况，他们还是外族，天然和中原民族血脉不合。这样的政权，同样是不得人心的。

在那个时代，唯一还能算有一点民心的，还应该算是李自成的大顺朝。他在遭遇财政危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劫掠老百姓，而是优先抢官员。正因如此，李自成和明朝一样，都是“不得臣心”，引起了地主阶级的反抗与仇视，最后落得一个身死九宫山的下场。

明朝的大臣杨一清曾经说过，老百姓对一个官员的好与恶，记忆不会超过三年。对于一个政权来讲，情况同样如此。老百姓毕竟是弱小的，能有口安稳的饱饭吃，何必要冒险去反抗？只要能满足这一点，政权就不算坏。至于什么“民心所向”，在太平年月，不过是靠士大夫们的宣传来维系的。反之，则是不管说什么，老百姓都不会买账。崇祯年间，天下连续闹了十几年的天灾，老百姓没饭吃，哪怕明朝的皇帝和官员都是圣人，老百姓仍然不会说朝廷的一句好话。而清军入关之后，天灾立刻全部消散，老百姓重新有了饭吃，当然也就不反抗了。天灾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客观条件，这一点，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忽视。

民心二字，其实简单也复杂。简单时不过是一顿饱饭，复杂时则和气候、物理、政治、军事、舆论全部相关。明末清初的时代，情况异常复杂，绝不是已经简单的“民心所向”能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