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之后的国民党内部有个特别突出又异常无解的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政权、党权、军事权、行政权、立法权等混乱不堪，他们之间貌似各行其是，实际上又相互渗透，总之一切的发起点都是蒋校长个人，以上各种权力分配和机构职能都视他的名分变换而变。

1932年初，蒋校长第二次复出，在他的操持下，南京国府重新恢复了军委会这一军事中枢机构，蒋氏本人也出任了军委会委员长。

请注意，下野复出的蒋校长，并没选择当南京国府主席。按他的实力以及当时的情势，如果他有心就任此职的话，其他人应该会很配合地给他奉上。

不过，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国民党多方势力的平衡考虑下，国府主席一职，最终由出身于“政学系”但基本不具备实力的林森担任，行政院长则是为蒋氏复出铺路、与选择与蒋氏暂时“合作”的汪精卫。

按国民党的设计，南京国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体现形式，分别代南京国府行使行政权、军事权、立法权的行政院、军委会和立法院，理论上都辖于南京国府，但在具体运行中，行政院长、军委会委员长、立法院长却都不必接受国府主席的任何支配和指导。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南京国府以及国府主席，仅具备象征意义而已。

至于党权，理论上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中执委”）行使，实际上自1938年当选为国民党总裁，蒋校长反成了居“中委”之上拥有最后裁决权的存在。也就是说，国民党总裁的设立，让国民党“中执委”甚至“中常委”都成了摆设。

随着1943年林森的去世，蒋校长接任了国府主席（重庆国府）这一职务，这时的国府主席又开始变得掌握有真正的权力：可以直接提名甚至决定行政院长人选。

而实际上呢，自1938年12月汪精卫出逃后，他留下的行政院长一职即由蒋氏本人兼任，代蒋氏真正主持行政院工作的副院长，抗战期间分别为孔祥熙、宋子文。

与此同时，蒋氏亦可以国民党总裁身份直接选任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等“五院”官长，而不再像之前那样还需要通过“中执委”选举。

从1927年至1943年，偶尔出任国府主席的蒋氏大多以军委会委员长的身份操控实权，期间无论是谭延闿、胡汉民还是林森等所谓的国府主席，都不过他的台前代理人。

至于1943年至1949年，无论是以国府主席还是总统身份，蒋氏都完成了名义和实质上对各种权力的完全把控。

总结来说，无论1920年代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30年代就任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军总司令以及军委会委员长，蒋氏都通过切实掌控了国民党的军事权进而裹挟了国民党的政权、行政权，以及党权、立法权（比如不与之配合的立法院长胡汉民曾被其软禁）等。

而他完全掌控国民党党权的标志，就是1938年出任国民党总裁。

一手军权，一手党权，就是蒋氏在国民党内部横行无阻的两大威慑力量，这就是何以1949年再次下野后他依然能继续指挥国民党残余军队和国民党员的根源了。

对蒋氏来说，谁出任国府主席，或者谁出任代总统，本质上都无关紧要，都无法真正取代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