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世纪的局势发生了这些不利变化，不仅给整个英联邦带来了问题，而且给它的每一个自治的成员国带来了问题。

自治的成员国

已经完全自治的成员国在1939年有6个：加拿大、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和联合王国（引证的成员国系按由小到大的不安全程度为序）。另有两个东方国家——印度和缅甸——业已获准最后可得自治领地位，所以它们虽然尚未取得这一地位，但均已朝此目标迈进。在上述8国的每一个国家中，当地在惊人的国际事件压力下展开的政治活动所产生的态度和政策，将成为构成国际历史的要素。

根据一种并非没有争议的宪法理论，英联邦在国际法上是一个政治统一体，因为凡英联邦臣民都得效忠于一个共同的国王。根据这一观点，凡与英王交战的国家——不论是因该国政府向英王宣战，或是因英王执行任何一个完全自治的自治领的大臣们依宪法提出的建议而由他本人向之宣战，英联邦全体成员国也都与该国处于交战状态。但实际上，只有联合王国由于其在联邦中所占的主要地位和它在世界上所处的易受攻击的地位，才可能将它的伙伴们引进交战状态。

因而实际问题是，如果再度出现像1914年出现过的那种局面，各个伙伴国将采取怎样的方针？它们可能会超越于宪法规定的义务之上，根据王权不可分的论点，义不容辞地投身于联合王国一边而积极参战；或者把自己局限在“消极参战”的范围内；或者，它们如果不愿意承担即便是消极参战也要承担的义务（例如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扣留敌侨、没收敌船及其他财产），害怕因之而冒敌方报复的风险，它们就可能提出一种王权可分的理论，坚持说任何行动不是它们干的，也不是针对它们的，所以不能处于战争状态，并且宣布保持中立，而其代价则是遭受另一种危险，即如果它们的伙伴成员国认为这种行为等于公然否认盟约义务——不论这种义务可能被认为是什么，总之是联邦各成员国赖以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纽带——那么它们同联邦伙伴成员国存在的联系就会中断。

联邦成员国共同承担的法律义务因而是有争议的，其可能的结果也不清楚，而且每一个完全自治的成员国还有自己的特殊问题要全力去应付。各国的情况都非常独特。因为，这8个国家虽然基于共同的政治忠诚联系在一起，但在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宗教、种族等方面都完全不同。联合王国和爱尔兰是古老的欧洲社会，印度和缅甸是更加古老的亚洲社会，其他4个则是晚近欧洲人移居海外的产物。

联合王国是基督教占优势的国家，爱尔兰则是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加拿大有半数信天主教，澳大利亚有1/4的人信天主教，而印度和缅甸是非基督教占压倒优势。缅甸以小乘佛教徒占优势，而英属印度几乎包括了世界上为数极多的印度教徒的全部（除荷属印度的巴厘人外），但它又是一个为数众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聚居的国家，致使英属印度在人数上成了世界上主要的印度教国家，又是主要的穆斯林国家。在南非联邦，赤道非洲血统的黑种移民在人数上约以5∶2的比例超过了欧洲血统的白种移民，而黑非洲的其余部分则全都挤在它的北部边界，并为南非联邦繁荣富裕所倚靠的矿山提供了劳动力，因而它的种族问题十分严重，相形之下美国的种族问题只好算儿戏。

英联邦各成员国的态度和政策

联邦中的不同民族当初同英王国结成政治联盟的历史情况极不相同——这同1939年的政治局势很有关系——所以它们目前对待这些既成事实的态度也很不一致。苏格兰是出于自愿并且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英王国结成政治联盟的。此种关系又终于扩大到一度是犷悍的讲盖尔语的苏格兰高地人以及文雅庄重的讲英语的苏格兰低地人。几个幸存的由印度人自理的印度邦，在同印度的英政府谈判结成的保护关系条约中，也同样有某些自由，只是实际上不很平等。英国入侵者征服新西兰的毛利人，倒没有留下不幸的后遗症，政治上的宿怨或种族间的紧张关系都没有，不过英国和毛利人的几场恶战距离1939年还不到100年。

与此同时代的，但打得更凶的英国—锡克战争，结局也几乎是同样圆满的。另一方面，英国进行的其他征服——不论是近代或古代——所产生的政治和心理影响直到1939年还在积极起作用。1902年征服两个南非荷兰人共和国、1885年征服上缅甸王国、在12世纪到17世纪之间征服当时还是野蛮部落的爱尔兰。这些，既没有为英国侵略行为受害者的后裔所忘怀，也没有为他们所宽恕。在孟加拉以及在后来取得的、成为英国治理下的印度的那些邦，随着一代新人的成长，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也开始表现了类似的情绪，不过稍迟而已。这一代人，对于自奥朗则布皇帝去世直到英国统治全面确立期间折磨着印度的无政府状态不再有任何感性知识，甚至也没有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听说过。

印度穆斯林教徒的祖先曾经对英国人感恩戴德，因为是英国入主印度才使他们免遭印度教徒的复仇之祸。但在1939年，他们却更感到在英国统治之前，印度是由穆斯林统治的。而印度教徒的祖先也同样是由于英国入主印度才免遭马拉塔人把他们从穆斯林统治下接过去的厄运。但到了1939年，印度教徒却只知道要不是当时英国不合时宜地插手干涉，那个摇摇欲坠的穆斯林统治很可能便是由一个印度教徒来继承。至于法裔加拿大人，他们倒不像荷裔南非人那样对他们的英国征服者怀恨在心。他们承认并感到联合王国政府在征服结束伊始便表现的宽大。联合王国政府当时保证他们可以自由信仰天主教，并实施法国法律。可是，法裔加拿大人虽然同他们讲英语的同胞享有完全平等的自治权，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这两部分加拿大人之间一直存在着隔阂。

在1939年，法裔加拿大人像荷裔南非人、南爱尔兰人、缅甸人和印度人一样，仍然流露出一种自己是被征服者后裔的情绪，抱着典型的病态心理，一心只贯注于他们自己教区里的政治，显然没有注意到当时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已使他们那点小天地里的家业濒于危险。由于各种不同原因，此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于英联邦的大多数成员国中。在先前被征服的民族中，那是因为过去被武力强迫才加入英联邦的历史经历在心理上留下的后果。而在那些晚近才由欧洲移民成立的成员国中，则也产生了迷恋过去的感情——这在美国和温和的南美“ABC”共和国也同样显而易见——在一个新国家里对创业的先驱者往往会产生此种感情。

说英语的和说法语的加拿大人是这样，说英语的和说荷兰语的南非人也是这样，都强烈地希望由他们自己去培育他们的那些嫩芽初绽的花园。在澳大利亚，同样的感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甚至更为强烈，原因是澳大利亚在更大程度上暴露于日本旭日的骄阳照射之下。新西兰的处境尽管同样不安，它却采取了相反的路线：加强同联合王国的关系，并主张通过国联这个机构有效地贯彻集体安全原则。至于说英语的加拿大人，尽管他们以自己是英联邦的成员国而自豪，并因此而在西半球占有特殊地位，但他们却和他们在美国的北美洲邻人们一样，倾向于认为自己当然有权利保持不卷入欧洲纷争的巨大自由权。

至于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如要取得与加拿大人同等程度的安全而无需害怕来自亚洲的侵略威胁，那就谈不上是一种固有的权利，只能说是遥远的愿望。因此，他们充其量只能自我安慰，徒劳地希望日本在侵略中国之后会适可而止，不至于欲壑难填。在此同时，某些印度和缅甸的民族主义者所抱的希望则与此相反。他们惶惶然既同情于在中国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亚洲同人，也赞成另一些在日本的亚洲同人，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如果被证明是它向统治亚洲各族人民的欧洲主人进攻的前奏，那么这次侵略是可以宽恕的。这些头脑发热而又目光短浅的印度和缅甸爱国者看不清日本给予的“解放”到头来很可能竟是亡国的同义语，而对中国作为惩处所施行的那一套又很可能作为奖赏而施之于他们。

当然，还有一些更理想和更有说服力的同样考虑也在发生作用。特别是在爱尔兰和南非，有一股强大的思潮（也影响着联合王国）认为，凡尔赛条约是战胜国不公正地强加（用希特勒的话来说是“强制命令”）于战败国的。因此，前战败国为解脱此种束缚而做的任何努力都是值得同情的。尤其是南非，此种思潮使他们认为，如果要使英联邦团结一致抵抗纳粹德国，那就有必要把它说成是不容争辩和不容置疑的侵略国家。1936年3月，当德国重新军事占领莱茵兰时，如果联合王国愿意的话，它本有可能在没有各自治领合作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但是，一旦德国全力重整军备——特别是英国最易遭受袭击的空军装备——联合王国如无各自治领的支持，就难以向德国挑战了；这便促使联合王国在制定政策方面，要认真考虑各自治领对纳粹撕毁1919—1920年和约的态度。众所周知，各自治领的态度在1937年英帝国会议的讨论中已都明白表现。联合王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加拿大所坚持的态度，它认为英联邦不该再次参加战争，除非是为了更甚于英联邦利益的事业（“利益”二字是传统的狭义用法）。1937年1月25日，麦肯齐·金在渥太华下院声明说，加拿大“不一定仅仅因为我们是英帝国的组成部分而必须卷入英帝国其他部分可能参加的任何战争”。这一声明主要说明加拿大舆论对此是满意的，尤其是法裔加拿大人，因为用麦肯齐·金自己的话来说，只有为“反对恶势力”而战的战争，加拿大人才参加。

参考资料

《德拉姆报告》（Durham Report）

《概览，1936年》，第4编（i）。

《泰晤士报》，1937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