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家范浚在《五代论》中说：“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揭示了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的乱象和兵权左右历史走向的大格局。

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大将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被部将拥立为帝，大军回京后，后周恭帝柴宗训被迫禅位，赵匡胤登基，改元建隆，国号“宋”，史称“北宋”。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为了使赵氏社稷不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不断加强了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其在军事上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历代史家对“杯酒释兵权”的看法不一，有赞赏的，也有非难的。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点。

一、仁德厚恩，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中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的乱象。

纵观中国古代君臣相猜，开国武将因兔死狗烹而被杀的例子比比皆是，最出名的当是汉淮阴侯韩信和明凉国公蓝玉。而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却使用和平手段，不伤君臣和气，不以你死我活的方式就解除了武将的军权威胁，成功地杜绝了藩镇割据的重现，使宋朝不至于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杯酒释兵权”既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的有效途径，也是赵氏仁德，不戮一人，得保三百年社稷的重要原因。

后世有人评价说，（赵宋）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太祖（赵匡胤）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乱，不戮一人，自古无之，非汉、唐可比，固知赵氏之祀长久矣。（赵匡胤）于樽酒之间，酬对之际，折其气，伏其心，罢节旌，乃御得其道也。

可以说，赵宋忠厚开国，未尝戮一大将，厚养士人三百余年，受到后世之人的广泛推崇。此外，中国自赵宋强化中央集权之后，元明清三代没有再出现分裂割据局面也得益于此。

二、矫枉过正，守内虚外，两度亡于外患，被冠以“弱宋”称号。

通过“杯酒释兵权”，赵宋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成功地杜绝了武将造反藩镇割据，对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强干弱枝，亡于外患”的祸根。据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32记载，宋太宗赵光义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可见，赵宋在总结唐朝灭亡和五代更迭教训的时候，矫枉过正，走了左倾路线，一方面重用文官，另一方面抑制武将，其兵制、军事制度以及兵力部署均在于防内乱而不防外患，对塞北三朝（辽、夏、金）采取被动防守的军事策略。

北宋灭亡之际，金兵一战而围汴京，二战而掳二帝，其进军何其速也，原因就在于赵宋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可以说，北宋没有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皆赖“杯酒释兵权”，强化了中央集权，地方能再与中央抗衡。反过来讲，北宋灭亡实因矫枉过正，地方无财无权无强兵而速亡于外患。南宋初年，宋金对峙，大将岳飞坐镇荆襄、韩世忠坐镇江淮，吴阶坐镇巴蜀，未见金兵一举而亡南宋也。北宋之亡，亡于军事之失败，而非“以腐败换兵权”、纵容贪污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