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省书记谢尔盖·基洛夫被一个名叫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的失业青年开枪射杀，遇刺时年仅四十八岁。如果我们简单了解过基洛夫的生平履历就不难想象，他的死必然会在苏联引起轩然大波：基洛夫是20年代——30年代联共（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历任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34年2月起，他又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书记和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苏共领导人死后，整个苏联很快被一种“恐怖”所笼罩，因为“大清洗”的高潮，已经到来。

谢尔盖·基洛夫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与大家一同回顾这段对苏联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大清洗运动”（又叫苏联肃反运动）。不过，此次的重点并不在于“大清洗”的过程，去用大量的篇幅去描述斯大林使用了多么残暴的手段，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对整个国家造成了怎样的伤害。而是去观察“大清洗”发生的时代背景，思考“错误”产生的原因，以及我们从中能够得到的启发。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拨回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并没有立即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当时起领导作用的实际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他们视托洛茨基为主要竞争对手，通过党内斗争，迫使托洛茨基退出了最高领导层。之后，斯大林又联合布哈林、李可夫相继把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合反对派”打垮。到

1927年12月召开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斯大林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是真正可以影响苏联未来走向的掌舵人。

斯大林

1928年3月，苏联国家保卫局在顿涅茨矿的沙赫特区“破获”了一起“反革命破坏案”。经莫斯科公审后，有49人被判刑，其中11人被判死刑。对他们的指控是：这些旧资产阶级专家和原来的企业主组成反革命组织，受逃往国外的俄国反革命组织“巴黎总部”领导，并与外国间谍机关取得联系，破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复辟资本主义。先是延缓采煤，隐藏优质煤，故意让工人在最坏的煤层开采。后来采取更直接的破坏手段……甚至搞更卑鄙的阴谋，如降低矿工的工资，滥用基本建设资金，破坏工人的住宅建设，破坏粮食和工业品的供应，以挑起工人不满，煽动工人反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

沙赫特案公审

斯大林曾在《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表达了他对“沙赫特案件”的态度：“沙赫特事件的实质和意义就是，在保证我们工业有一定数量的忠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专家方面，我们几乎是赤手空拳，非常落后，落后得不像样子。从沙赫特事件得到的教训就是：要加速从工人阶级中培养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并能在技术上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新的技术知识分子。”1929年4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联席会上进一步指出：“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其中很多人已经落网，但是还远远没有捕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随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抓捕“沙赫特分子”，导致许多科学家蒙受冤屈，甚至丧命。其中就包括著名历史学家格鲁谢夫斯基、乌克兰科学院副院长叶弗列莫夫、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等等。继“沙赫特案件”之后，苏联连连“破获”与知识分子有关的“反革命案件”，如1929年“乌克兰解放联盟案”、“斯拉夫学家案”等。这一系列的政治案件使大批知识分子受到牵连，严重恶化了政治气氛、影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大清洗”运动

而从此案开始，“大清洗”的浪潮在国内肆意蔓延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那么，斯大林所担忧的“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正在被资本主义侵蚀，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遭到严重阻碍”的危机是否存？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苏联社会到底是怎样的。

斯大林

“大转变”的成功（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仅1930年1月到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被卷入的农民数量达130多万。

农村征粮

1930年3月，斯大林在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同时,这期间对牲畜的大量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并造成了城市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

农业大转变

国家经济水平的下滑，城乡群众的不满，造成的最明显的负面后果就是提高了“右派”们的政治威望。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著名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与斯大林处在统一战线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和对当前政治局势的“危机感”。特别是在布哈林等“右倾”领袖的支持者不断增加，他们的同情者越来越多，乃至党内“温和派”整体开始抬头。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在1929到1931年间的清党运动中，那些被开除党籍的基本都是“右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更严重的是，除了中下层党员干部，在党的高层同样出现了“反动派”：“瑟尔佐夫案”和“柳京案”，正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前者是斯大林亲手提拔起来的斯大林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后者则是布哈林的“忠实信徒”，他联合自己的“同志”共同宣传他们的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打倒斯大林”，但结果只是被开除党籍逐出莫斯科。

斯大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

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并非偶然，他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高层的某些思想倾向。有诸多事实表明，在三十年代初期，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却仅有莫洛托夫等极少数人愿意紧跟斯大林的急进方针。但在当时，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彻底的“独断专行”的地步，尚能容得下别人的意见。因此在1932——1934年间，“温和方针”一度占据了上风。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选票和掌声；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明”。然而这一切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上，当他的选票大幅落后于基洛夫时，这位“伟大领袖”的内心还能否保持冷静？在这种形势下，打击党内温和派思潮，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恐怕已经成为了“必然”。

十七大会

在整个二十年代，斯大林都在坚定的进行着“反右倾斗争”。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反对派”先后被自己打败后，现在，危机却再度降临，而他却错把危机的根源归根于党政工作出现了问题，而不是现有发展模式带来的弊病。

斯大林的内心再次陷入了焦虑与恐慌：看来斗争仍要继续下去，我们的内部并不太平；更何况，我们的身边还有豺狼虎豹环伺，一旦他们抓住时机给予我们致命一击，苏联的处境必将十分危险。那么，斯大林发起的大清洗运动，除了内部的“政治斗争”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外，到底是怎样的外部环境，让斯大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并在1934年后做出如此“过激”的反应？我们下期见分晓。

斯大林

参考文献：

《让历史来审判：上册》 罗伊·麦德维杰夫

《斯大林政治传记》艾萨克·多伊彻

《斯大林文选》斯大林

《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刘书林等

《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奥·奥列弗纽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