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创建和初步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简牍作为当时的原始记录和直接遗存，不仅比传世文献更为精确、可靠，而且拥有大量后世失传的信息。我们要深入挖掘和阐发简牍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简牍”是指用于书写的竹、木片和写在竹、木片上的文献。从许慎《说文解字》开始，历代学者提出多种解释，大致认为简用竹制作，形状细长，也称牒、札：牍用木制作，比较宽厚，也称方、板。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简牍发现，始于20世纪初。其后层出不穷，出土地点从西北地区扩展到大多数省区，简牍年代从汉晋上溯至战国、秦代，迄今已发现200多批，总数超过30万枚、300万字。这些简牍的年代主要是战国中期至秦汉魏晋，最早一例是在公元前433年或稍晚入葬的随州曾侯乙墓竹简。春秋以前的简牍，由于年代久远，可能还有埋藏条件的原因，更不易保存，目前尚未能得见。

简牍的取材、制作、书写，都比较方便，降低了识字、教育的门槛。商代、西周，学在官府，知识圈狭小，文献的种类、篇幅也有限，简牍的优势不容易发挥。春秋以降，私学勃兴，著述蜂起。战国时各国相继变法，建立以郡县制、官僚制为基础的新兴国家，文书、律令的行用骤然增长。在新的历史阶段，简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政治发展和文化繁荣中，简牍扮演了重要角色。

简牍的揭取和保护，通常由专业人员负责，在细心提取简牍的同时，还详细记录各个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后期的缀合、编连提供参照。在完成清洗、脱色后，需要及时拍摄图像，尽可能充分地获取以文字为主的各种信息。

简牍文献的整理，是尽可能完整、系统地获取简牍中的文献信息，实现简牍从文物到文献的转换。包括认字、断读、编连与缀合。

认字，是把简牍上书写的古代文字辨认出来，或者说用今天通行的文字转写出来。断读，是通过阅读中的停顿，反映文章中的意群和脉络，从而正确地领会文意。

简牍出土时，原有的编绳大多朽断无存，简牍个体还往往开裂破碎。编连与缀合就是在这些情形下，重建业已丢失的书写在不同简牍个体及其残片上的文本联系和顺序。编连是对不同简牍个体之间顺序的安排。缀合则是针对同一支简牍而言，在简牍断裂之后，重新把残片拼合起来，以恢复原先的完整形态。在这里，简牍物质形态上的拼复与编次，与文本形态上的连接与整合，相互依存，融为一体。

由于资料的快速积累，简牍文献已经在行政与政区制度、律令与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文书制度、算术与医药、风俗习惯等领域的创新性研究中成为主要的资料依据。

——简牍资料在秦郡县制方面提供了较多新知识。第一，新发现郡名。秦始皇二十七年的一件文书说：“今洞庭兵(指兵器)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洞庭、苍梧与人们熟悉的巴郡、南郡并列，显然也是秦郡名。在传世文献中，秦洞庭、苍梧二郡,毫无踪影。根据简牍中的证据,秦洞庭郡相当于传世文献中的黔中郡；秦苍梧郡相当于传世文献中的长沙郡。第二，中央直达基层的管理体制。在郡县制下，国家之于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这是从史籍中可以得到的印象。出土简牍则使我们领略到这种体制实际运行的精致与效率。第三，不同郡县间的行政、经济联系。简牍中的事例显示，秦郡县制在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之外，地方郡县之间还存在密切的横向联系。这降低了各地政府的运行成本，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也给民众带来一些便利。

——提供文书行政方面的史料。文书在秦汉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是秦统一之前的律典，其中在多种场合强调“以书”，显示当时已形成文书行政的规范。里耶秦简是秦统一之后洞庭郡迁陵县的档案，较多文书写明“听书从事”或提出“书到时”如何运作的具体要求。

——佐证秦汉时期律令形态。律令是秦汉建立、运行的重要制度支撑。根据简牍显示的证据来看，虽然律篇、律条的增删修订不断发生，但在一定时期内，全国存在一个统一的律典。秦汉时期法的主要形态有律、令两种。令的资料目前公布的还不多，而律就其具备的基本特征而言，称之为“律典”或者“早期律典”，应该是适宜的。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简牍载述的国家信史中，既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也包罗洋洋大观的思想道德资源。新征程上，面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需求，我们有必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探寻简牍中蕴藏的中华文明密码，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融相通，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作者：陈伟 光明网记者金凌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