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阿姆斯特丹的超市,货架上的番茄印着“摩洛哥产”,生菜标注“西班牙进口”,很难找到本地农场的踪迹,而在上海的菜市场,80%以上的蔬菜来自周边县域的规模化农场。
一边是本土农民断层导致的食品进口依赖,一边是耕地红线守得牢牢的粮食自主保障,欧洲农业正遭遇“后继无人”的断代危机,中国却能稳守耕地根基,这背后的差距究竟在哪里?
25岁的荷兰农民彼得·米登多普对此有着最切身的体会,他每天在自家农场和布鲁塞尔之间奔波,驾驶拖拉机时还在接听关于欧盟农业政策的采访电话。
作为欧洲青年农民理事会主席,他和父亲、兄弟共同经营的农场,是欧洲少数还能实现代际传承的案例。
欧盟超过三分之一的农场管理者年龄在65岁以上,而40岁以下的比例不足八分之一,仅为12%。
年轻农民的“入行难”,首先卡在了土地这道关上,欧盟每公顷耕地成本接近1.2万欧元,在农业集约化程度高的荷兰,这一数字飙升至9万欧元,较十年前的5.6万欧元涨幅超过60%。
土地成本之外,资金门槛更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比利时29岁的肉牛养殖户弗洛里安·蓬塞莱吐槽,银行要求的担保额度是父母根本无力承担的。
更让年轻人绝望的是政策的不确定性,这些渴望用无人机巡田、靠AI调控种植的新一代农民,并不奢求无条件的补贴。
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决定了任何投入都需要长期稳定的政策预期,而欧盟频繁调整的农业规则,让年轻农民不敢轻易投入资金升级设备。
这种“政策摇摆”叠加经济压力,使得欧洲乡村陷入恶性循环,老年农民退休后土地被大型农场兼并,乡村学校因人口流失关闭,谷仓逐渐荒废,最终只能依赖进口食品填补货架空缺。
欧盟农业食品体系曾在2022年创造9000亿欧元附加值,支撑3000万个就业岗位,如今却面临“后继无人”的结构性危机。
为挽回颓势,欧盟农业委员克里斯托弗·汉森即将公布《农业代际更新战略》,这被视为应对断代危机的关键举措。
战略草案提出雄心勃勃的目标,到2040年将40岁以下农民比例提升至四分之一,同时要求成员国将共同农业政策资金的6%用于代际更新。
这一比例是当前的两倍,若能落实,2028至2034年间青年农民领域可获得超170亿欧元资金支持。
此外,草案还包含最高30万欧元的创业贷款、税制改革、土地政策优化等配套措施,并计划与下月发布的生物经济战略形成协同效应。
但年轻农民和成员国对此充满疑虑,现行政策中3%的预算比例是强制要求,而新提出的6%仅为倡导性目标,这让欧洲青年农业经营者协会担忧部分政府会借机缩减投入。
匈牙利农业部部长纳吉·伊什特万直接批评该战略推翻了此前的补贴共识,危及本国农民生计。
捷克商业和旅游联合会则指出,战略未考虑农民在数字化、碳减排上的前期投入,补贴缺乏针对性。
欧洲农业游说团体也警告,若共同农业政策资金不足,所有提议都将面临现实考验。
当欧洲在政策博弈中纠结时,中国早已用“长牙齿”的硬措施守住了耕地根基,从源头上避免了“代际断档”的隐患。
作为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中国耕地保护形成了一套全链条保障体系,截至2023年底,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10亿亩。
耕地灌溉面积达10.75亿亩,从东北黑土区到长江中下游平原,持续的地力提升让种地更有“钱景”。
中国还建立了与耕地保护直接挂钩的经济奖惩机制,对超额完成任务的省份给予奖励,对缺口省份收取补偿,充分调动了地方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在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上,中国的措施更具实操性,针对种粮利润压缩导致的撂荒问题,各地通过代种代耕、土地流转等方式盘活耕地,同时扩大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覆盖范围,让农民“种粮不担风险”。
与欧洲年轻农民面临的“贷款难”不同,中国通过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业专项贷款等政策,为新一代农民降低入行门槛。
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约45%,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新增耕地66万亩。
这种“节流+开源”的模式,让耕地总量实现“南北双增”,从根本上保障了粮食生产的人力与土地基础。
中欧农业的差异并非源于自然条件,而是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差异。
欧洲拥有完善的农业技术储备,荷兰甚至能将35%的农村发展资金投入数字化与环保创新,但政策的碎片化和资金的非强制性,让技术优势难以转化为从业吸引力。
中国则通过“顶层设计+基层落实”的闭环,将耕地保护与农民收益紧密绑定,既用卫星遥感等技术实现耕地动态监控,又用真金白银的补贴让农民“种粮有钱赚”。
既严格考核压实地方责任,又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职业。
从阿姆斯特丹超市的进口标签,到上海菜市场的本土蔬菜,两种景象背后是两种农业发展逻辑的分野。
欧洲的教训证明,农业代际传承从来不是单纯的“吸引年轻人入行”,而是需要土地、资金、政策形成合力的系统工程,中国的实践则表明,守住耕地根基既要靠制度刚性,更要让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粮食安全的核心,终究是“地有人种、种有保障”,这或许就是欧洲正在寻找、而中国已经筑牢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