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和四书五经
这个问题似乎颇为扑朔迷离。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曾国藩撰《讨粤匪檄》，指责太平天国“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注：《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一，光绪癸卯年印本。）。这是太平天国排拒儒学经典的明确记载。但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太平天国的文献逐渐从海外传回中国，其中几种重要的“印书”（指太平天国自行编撰和“旨准颁行”的书，以下均称“印书”）有不同版本，有的版本有不少引徵儒学经典的情况。这说明太平天国对儒学经典并非始终拒绝，由此引起了关于太平天国对儒学态度变化问题的讨论。
最初提出这一问题的是萧一山先生。30年代早期他从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获见多种太平天国印书，1936年编为《太平天国丛书》（第1集）10册出版。萧先生所见《天条书》有两种版本，一本没有这种引徵语。萧先生就此写跋语说：“《天条书》序言中‘方孝顺得父母乎’下加商汤周文事一段，又‘妄说拜上帝是从番’下加‘中国有史鉴可考’一大段，是洪氏思想之重要变迁，其踪迹已显然可寻，而以拜上帝为中国古代遗教，秦汉以后始差入鬼路，用意甚明，惜乎晚矣。”（注：萧一山辑《太平天国丛书》第1集第1册，国立编译馆1936年出版。此跋写于1933年7月。）萧先生所见《太平诏书》的不同版本，引徵情况同《天条书》。他的跋文又说：“就以上所增文句观之，太平诸人思想之变化颇有足徵者。当其初起，惟以尊上帝拜基督为事，举中国一切之圣经贤传胥毁弃之，因有不准读孔孟书之条，曾国藩讨贼檄文所云‘士不能诵孔子之经……’是已。今改正本所增文句皆引据经典，故为佐证。盖积数年之经验，因社会之情形，不得不翻然变计。”（注：萧一山辑《太平天国丛书》第1集第1册，此跋写于1933年8月。）太平天国多种印书有不同版本，但后出本大多仍署初刻年份。这就引起了如何辨别何者先出、何者后印的问题。萧先生所论《天条书》、《太平诏书》的不同版本，封面都署“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他认定两书中引据孔孟经典者为后出的改正本，由此以为太平初起时毁弃一切圣经贤传，以后改为引用孔孟以收拾人心。
王重民先生1934年在巴黎国家图书馆获见太平天国印书14种。他比较《太平诏书》德藏本与巴黎藏本之不同后认为，有“道统”、“内则篇”等语的德藏本先出，无此等用语的巴黎本在后，“盖太平军之初起也，虽利用天主教义，然洪秀全诸人非深于教义者，故诏书谕旨多援用儒家思想与术语；后乃定天主于一尊，遂排斥儒家，此必然之势也。”他的看法与萧一山相反（注：王重民：《记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载1935年6月13日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83期。此据所著《图书与图书馆论丛》，1949年世界书局版，第48页。）。
郭廷以先生也认为《太平诏书》等引徵儒家典籍的版本在先，无此等语句的是后出本。他的贡献是就此提出了科学的论证。郭先生举出了六条证据，其中第五条尤为有力。1853年4月英使文翰（S.G.BONHAM）访问天京，获赠“印书”12种，英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据以译为英文。郭先生将《太平诏书》中《原道救世歌》一篇的英译文与《太平诏书》两种版本的原文对照，证明有儒家典训的版本是麦都思据以移译的早出本，无儒家典训的版本为后出修改本（注：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册，附录第185-193页。郭先生系据LINDESAY BRINE：《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1862）引录的麦都思部分译文对照。案麦都思的全译文《PAMPHLETS ISSUED BY THE CHINESE INSURGENTS AT NANKING》，1853年上海出版。将麦都思对《太平诏书》、《天条书》等的全译文与原文的不同版本对照，证明郭先生的说法是确实的。）。他的结论是：“萧先生所谓改正本，应为初出本”，“洪杨初起事时，其基督教之知识有限，教义认识不清，而秀全本人及为其编纂者又皆幼读经传，……仍带儒家色彩而不能出其范围。稍后教义认识加深，情绪增浓，遂举一切经传术语而排除删改之。”（注：同上书。该书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凡例”作于1937年。据吕实强先生《辛勤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先生》一文，该书于1937年交印，因中日战起，至战后始得出版。吕文见《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台北1987年版。）
罗尔纲先生赞成王、郭二位之说。他举出的四条证据中，以对丧礼的比较考订尤为切实。《天条书》引徵儒学典籍的版本，关于丧礼的规定有“丧事不可做南无，大殓成服还山”、“临盖棺成服还山下柩”等语，而另一种无儒学典训的版本有所不同，无“大殓成服还山”、“盖棺”、“下柩”等句，称“一切旧时坏规矩尽除”，称“去世”为“升天”，“升天是顶好的事，宜欢不宜哭”。罗先生考证，太平天国在癸好三年以前系用前一种丧礼，以后改为不用棺，以死为升天好事。由此可证《天条书》有儒学语句、有“丧事不可做南无”语的前一种版本是早出本（注：《太平天国现存经籍考》，见《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6-49页。）。
萧、王、郭、罗四位提出了太平天国对儒学经典态度的变化问题。王、郭、罗三位，特别是郭、罗两位的周详考证，则确认了这种变化的过程和内容：从杂用儒家经籍变为摒弃一切圣经贤传。
郭、罗两位的论述在总体上是有说服力的；分别来看，他们的某些论据似仍不够充实。他们的论据之一是：没有儒学经籍语句的《天条书》、《太平诏书》，虽然封面仍署二年新刻，但卷首“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以下简称“书目”）有14部、15部，其中列有始刻于癸好三年的《太平救世歌》、《新遗诏圣书》，所以这种版本的《天条书》、《太平诏书》应印行于癸好三年中期以后，是改正重刻本。但他们未能指出，有儒学典训语句的另种版本，卷首“书目”有多少部--少于还是多于14部、15部。因此，他们的论证在这一点上，逻辑上仍不无缺欠。他们之所以未能比较两种版本的“书目”情况，是由于萧一山先生只影印了有“书目”14部、15部那种版本传回国内，而对于未影印传回的另种版本的“书目”情况，在跋语中完全没有涉及，别人无从比较。
1983年以后的几年中，我获见英、美、法、德、荷、俄诸国所藏的太平天国印书的原刻本二百余册，据以研究了太平天国印书的制度，认定太平天国印书制度在癸好三年中期前后有所变化：此前的印书俱用红纸封面，卷首无“书目”；此后的新印书和已出版各书的重刻重印本，则都用黄色纸封面，卷首列“书目”（注：详见王庆成《关于‘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和太平天国印书诸问题》，载《太平天国学刊》第5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8-223页。）。我所见海外收藏的《天条书》12册、《太平诏书》10册，有儒家经典语句的那种版本都是红纸封面，卷首无“书目”，而无儒家经典语句的版本则都是黄纸封面，有“书目”14部或15部。从太平天国印书的制度可以判断，有儒家经典语句者在先，无儒家经典语句者在后。这从版本形制上为王、郭、罗三位的看法提供了补充的证据。
萧一山先生论《天条书》、《太平诏书》两种版本之先后，实际上并未提出内在的根据，似乎只是就所见书封面封底的签注而做出推断。他说，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所藏的一册《太平诏书》有儒家典籍语句，其封面“有英文签注，系香港总督包令书于南京者，言为东王杨秀清所赠，其年为1854年6月，当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尚为初刻本”；又称无儒学典籍语句的一本“无题识及赠者姓名，博物院收入图记为1858年12月3日，故改正本当在甲寅四年以后戊午八年以前可知也”（注：《太平天国丛书》第1集第1册。）。这些推断盖未深察。我所见《太平诏书》原刻本10册，英国图书馆东方部（即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及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图书馆所藏五册，封面均署二年新刻、红纸封面，卷首无“书目”，是为初刻本；美国国会图书馆、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及英国图书馆东方部所藏另5册，封面亦署二年新刻，但均黄纸封面，其中美国国会图书馆本的卷首“书目”为14部，其他本的卷首“书目”为15部，是为三年重刻重印本。包令于甲寅四年得书，决不足以证明所得书为初刻本。此其一。
首次获得太平天国印书的英国人是1853年4月访问南京的文翰使团。约翰·包令（JOHN BOWRING）继文翰任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后，1854年6月，遣其子列温·包令（LEWIN BOWRING）和领事官员麦华陀（W.H.MEDHURST，与乃父麦都思同名）再访南京，也获得太平天国赠书若干种（注：列温·包令和麦华陀就此行写有报告，提到太平天国赠给的9册新书书名，其中没有《太平诏书》。这当是由于文翰一行一年多前所得赠书中已有《太天诏书》，列温·包令等以为它不是新书。此项报告见P.CLARKE AND J.S.GREGORY编《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1982年版，第157-165页。）。萧先生所见的封面签注，据我目验，署名为“L.BOWRING”，即列温·包令而非约翰·包令。“香港总督包令”从未一访南京。此其二。
其三，入藏期与出版先后完全无关。萧先生所说的“后出改正本”有入藏戳1858年12月3日，但他漏记他所说的“初刻本”也有入藏戳1857年2月14日。英国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分太平天国印书卷末有入藏戳，1857年2月14日和1858年12月3日是多种书入藏的日期。有的书可能因收集较晚或整理编目较迟，入藏期比出版年份大大推后，如太平天国戊午八年（1858年）刻印的《武略》一书，入藏戳为1890年1月16日。可见入藏期并不能直接说明该书出版时间的先后。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太平天国印书引用儒学经典的版本是先出本，无儒学经典语句的版本是后出本。从太平天国印书的这些不同版本来看，后出本删去了原先对儒学经典的引用，说明了太平天国对儒学经典从宽容转变为严峻的态度。
二
从“印书”修改中所见太平天国对儒学经典的态度，与癸好三年（1853年）南京发生焚毁、禁绝孔孟儒书的情况是一致的。当时南京的文人多有感慨，诗文中有“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焚弃诗书踵暴秦”、“搜得藏书论担挑”以及“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等句（注：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以下省称《丛编简辑》第6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6、417页；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第4册，第735页。），描写颇为具体。最确实的证据当推太平天国印书《诏书盖玺颁行论》中的一篇文章，它宣布：“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天命诏书也。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注：此书最早由萧一山自英国传回，编入《太平天国丛书》第1集第4册。《太平天国》据以编入第1册，见第303-317页。）
《诏书盖玺颁行论》初印于癸好三年，约在该年中后期。该篇作者黄再兴，壬子二年任左史，“掌一切文案及记各伪王登朝问答之词”，建都南京后历升恩赏宰相、地官副丞相（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剧贼姓名下”，《太平天国》第3册，第57页。）。上述这段文字实是当时太平天国厉禁孔孟的官方声明。
与在民间厉禁孔孟的同时，太平天国将此前的印书如《天条书》、《太平诏书》以及其他书进行修订，删去原先引用的儒学经典语句，出版改正本。这是太平天国第一次对印书进行大修改（注：王庆成：《太平天国修改印书的事实和意义》，《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这些修改，连同焚禁儒书的行动，充分说明了太平天国对儒学的严厉态度。
郭廷以先生以为“洪杨之排斥孔孟百家，以癸好三年建都天京以后最积极”（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卷下，附录第187页。）。后半句完全正确，前半句却不尽符合事实，洪、杨对孔孟之态度颇有差别。杨秀清的干预导致了焚禁孔孟政策的中止和缓和。这在以往的文献史料中不易判断，但亦有蛛丝马迹。近年发现了太平天国印书《天父圣旨》，由此可以明确看到杨秀清不赞成尽焚古书、尽禁孔孟。甲寅四年（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傍晚，杨秀清假天父下凡：“天父又召内簿书伏善详宣降圣旨，命书曰：‘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笥中书。’……”至二更，天父又下凡：“召女师、女丞相曰：‘尔可禀奏尔四兄（按指杨秀清自己），转奏尔主天王。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注：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03页。）
杨秀清以天父上帝的名义明确反对焚弃孔孟经籍及其他古书，积极评价四书十三经和历代史鉴的作用。洪秀全对此如何反应，未见明文。但从敌方情报看，洪秀全接着有下诏设立删书衙删改六经之举。《贼情汇纂》卷二“剧贼事略”记天官又副丞相曾钊扬事略说：“甲寅二月，洪逆下伪诏删改六经，以钊扬总其成。”何震川事略说：“甲寅二月升夏官正丞相，与曾钊扬等删改六经。”卢贤拔事略说：甲寅五月“在删书衙删改六经”（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57、60、54页。）。甲寅二月。正在杨秀清以天父名义降旨反对毁弃四书十三经之后。
删书意味着删改后准人民阅读。癸甲间住在南京城内的文人张汝南记：“洪始以神佛为妖，圣人亦为妖，后许存圣人之书”，“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注：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719页。）。最明确说明“删改准阅”的是洪秀全本人的一件诏旨：“今特召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注：《贼情汇纂》著录，《太平天国》第3册，第190页。）
诗韵，即《诗经》（注：据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44页。）。这篇诏旨说明，删书之事虽以曾钊扬总领，实际上仍由洪秀全亲自主诗。他将《诗经》删改出一部分样章，命左史右史遵照删改，然后再由他审定。“刊刻颁行”，当然准许人民阅读。
删改后准读，比之一概焚禁，是一个妥协和让步。可以说，在甲寅正月二十七日杨秀清假天父下凡后，洪秀全在甲寅二月下诏删书，实行了较为缓和的政策。
保留真话正话、删除鬼话怪话妖话邪话，是笼统的原则。太平天国究竟如何删书？当时一些文人有若干记载。
汪士铎记称：“贼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吉礼等类”；又记：“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贼匪删论语，去祭祀及大而无当不可行于后世语，未知此语删否。”（注：邓之诚辑《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二。）汪士铎1853年在南京城中，是年冬遁居城外蔡村，至明年七月往安徽绩溪客居，所述见闻，“大抵皆乙丙所记”（注：《汪悔翁乙丙日记》，邓之诚序。）。从“未知此语删否”一句来看，他所记的删书情况系得自传闻。
记载稍详的是张汝南：“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惟《周易》不用，他书涉鬼神丧祭者削去。《中庸》鬼神为德章，《书》金縢、《礼》丧服诸篇，《左传》石言、神降俱删。《孟子》则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诗》荡荡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论语》夫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注：《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719页。）张汝南自太平军占南京至次年甲寅八月，在南京住过一年半，所记具体，似应有较直接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