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众多的人物当中,诸葛亮便是其中最为出名的之一。而在记载着他事迹的《三国志》史书当中,则很明显地可以看到其作者陈寿对于诸葛亮的心理。
一、诸葛亮与陈寿之间确实存在所谓私仇
如果要说陈寿与诸葛亮之间的私仇,则还要说到“挥泪斩马谡”一事上来。当初,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当马谡失守街亭后,按照军规被处死,而作为参军的陈寿之父虽然留下一命,但却还是遭受到髡刑,一种将头发剃光的惩罚。在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代,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能够对人造成极大侮辱性质的刑罚。
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陈寿如果因为私仇而对诸葛亮多有贬低也理所应当。但事实上,陈寿在《三国志》当中却对其父亲只字未提,这说明陈寿当时在写书之时对于其父所遭受的刑罚并未持太大异议。既然无太大异议,说明心中也并不太在意,也就不可能因为这件事而贬低抹黑诸葛亮了。
二、出于自保而不得不对诸葛亮有所怀疑1、晋朝的建立代表着三国乱世的终结
在三国并立的几十年间,占据着广阔北方的魏国国力一直是三国之首,对其余两国呈现出绝对的战略优势。若是不出意外,其实三国之争只会是魏国取得最终胜利。然而,意外就是如此凑巧。
由于魏文帝曹丕与魏明帝曹叡都英年早逝,而担任辅政大臣的曹芳又是酒囊饭袋,最终导致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彻底掌控了魏国的朝政大权。
也正是在这一政变过后,虽然曹魏名义仍在,其实际上却已经是由司马氏掌权,并最终在先后灭亡蜀国与吴国后代魏称帝,建立了晋朝。而原先归属于蜀国统治的所有官僚,也不得不臣服于晋朝司马氏的统治,进入晋朝当中做官。
无论是司马氏还是有识之士,都深刻明白司马氏本身的得国不正,这使得许多士人都产生了厌恶抵制司马氏的心理,而司马氏本身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采取了诸多相当严苛黑暗的措施。
简单来说,就是不臣服的杀死,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之一。从文学造诣上来看,陈寿显然不如嵇康;从社会影响力来看,陈寿依旧不如嵇康。更何况,当时陈寿连《三国志》都还没写完,就更不可能拥有巨大的名声了。连嵇康这样的人都能被司马氏借故处死,陈寿自然无法从这种时代大势当中脱离出去,只能积极入仕,来表达自己对于司马氏政权的忠心。
2、《三国志》的书写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作为前四史之一,《三国志》的史学价值毋庸置疑,对今人考证想象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说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但是,正是因为前面所提到的原因,使得陈寿为了自保,不得不在书写《三国志》时带上一定的政治色彩,从而达到为司马氏政权服务的目的。
由于司马氏是篡夺曹魏的政权而来,这使陈寿在《三国志》的书写当中将曹魏视为正统,为曹操立本纪,对刘备和孙权则是分别立《先主传》和《吴主传》。
当然,即便名义如此,《三国志》最初在发行之时却是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来表明它们之间是相互独立、各自为政的地位,这是陈寿在写书时客观公正的隐藏体现。
而在对于诸葛亮的记录之中,事实上,并无直接地抹黑挖苦之语,几乎全是对于诸葛亮功绩的赞颂。若是硬要说有,则不得不提到一句“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意思是大概是因为诸葛亮在军事上的随机应变能力不足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句在书写之时,是用的“盖”和“欤”这两个表示不确定的字。而古人在著书立传时之所以会采取这种写法,除了是为了增加书的严谨程度外,也是为了避免给自己找麻烦。
也就是说,陈寿并没有断言诸葛亮的军事能力较差,只是用了一种不确定的语气来将这句话作为“抹黑”他的话,来避免给自己找麻烦。
那么麻烦从何而来呢?答案呼之欲出,那就是司马氏。为了不使诸葛亮在历史上显得太过突出和亮眼,甚至压过作为统治者的司马氏的风头——虽然他们本身的最大风头也就是一个谋朝篡位,陈寿不得不略微降低对诸葛亮能力的评价。
当然,即便如此,诸葛亮在整个《三国志》当中依旧是最为辉煌的那人之一,陈寿本人也认为诸葛亮之所以北伐失败并非其能力不足,而是实在敌人太过强大、天意所致。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为全面地评价刘备作为皇帝的功绩,陈寿巧妙地在刘备的传记中将其品格与诸葛亮对等起来,而对于诸葛亮品格的书写他则是大加歌颂,甚至接近于“拍马屁”,这便是古代文人的智慧。
三、蜀汉集团对益州的良好治理是陈寿记传的前提
1、刘备在乱世之中推动了益州的发展
随着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出现,东汉中央政府为了平定叛乱,不得不下令地方豪强可以自己招兵买马,从而最终导致了各地军阀并立的局面,本就已经腐朽僵化的东汉中央政府彻底失去了对全国的掌控。
随着几十年混乱的攻伐相争,以曹魏、蜀汉与孙武为代表的三股势力最终形成鼎立之势,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国时代。
其中,刘备的蜀汉是以荆州和益州作为自己主要的势力范围,荆州位于现今湖北一带,益州则指的就是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甚至是部分汉中及缅甸这一代,其囊括可谓广泛。虽然其后期因为关羽的失误而失去荆州,但诸葛亮却成功向南扩充至南中,使之前的损失得到补充,并为自己之后北伐事业的进行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然而,早在刘备进驻益州之前,益州本地就已经存在着大量的地方豪强。对他们来说,刘备一行人就是完完全全的外来者,是来瓜分他们利益的。
因此,在最初刘备进驻益州的一段时间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较为紧张的。为了维护自己在这里的统治,刘备开始一攻进成都,便将城中地主豪强们所占据的大部分金银财宝以及良田土地进行了再度分配用以收拢人心。
与此同时,刘备还采取发行直百货币的方式将原先地主豪强们手中拥有的包括铠甲武器在内的许多军用物资都收归到了军队之中,既有利于之后社会治安的管理,也加强了自身军队的战斗能力。
除此之外,为了不使益州士人占据蜀汉朝廷的主流,刘备还极力扶持自己从荆州带过来的军事集团以及士人文官,他所任用的官员当中也因此大部分都是荆州人士。当然,这并不代表他就完全忽视了益州本地的利益集团。相反,他仍然任用了部分出身益州、原先归属于刘璋统治的官员,如董和、李严,最大限度地确保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平衡与稳定。通过这些威逼与利诱并存的措施,益州本地的利益集团不得不开始为刘备服务,为其在与魏吴两国的争斗当中提供了大量资源,并最终逐渐合二为一。可以说,正是在刘备等人的辛勤治理下,才呈现出来一个较为富庶繁荣的益州。
2、陈寿无法忽视刘备集团的功绩
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寿对包括刘备、诸葛亮在内的许多人都持一种较为复杂的态度。如果单纯从四川本地人的角度来看,刘备他们毫无疑问是外来的入侵者,在一定程度上吞占了当地人民的实际利益,甚至还导致了荆州人在益州的社会地位更高的局面出现。
但如果从大局来看,刘备对益州的治理无疑是十分成功的,不仅没有使益州因为战争而陷入疲敝凋零的状态,反而在原先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了益州社会的发展,直至蜀汉灭亡也仍然是“男女布野,农谷栖亩”,一片富庶繁荣的景象。
因此,陈寿即便从心底里对他们有所抵触之心,但在刘备与诸葛亮的伟大功绩面前,他却也不得不凭良心说话,在书里给予他们最客观公正的评价。
四、总结总的来说,陈寿因为私仇而刻意抹黑贬低诸葛亮一事可以说是空穴来风,其实是并不成立的。而纵观整个《三国志》当中对于诸葛亮的描写,也几乎没有负面评价,那唯一的不确定之语也是陈寿为了自保才写出,这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所造就,我们绝不能苛责于陈寿。
从这里来看,虽然《三国志》仍然具有一定的缺点和不足,但作为它的作者,陈寿本身仍然是十分伟大的,值得后人怀念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