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又直

编辑/正又直

在中国漫长且丰富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智谋过人的谋士，他们个个精于策划与算计。

各种计谋层出不穷，招招凌厉且诡谲多变，堪称一场场智慧的较量。

从横向角度来看，计策大致可分为阴谋与阳谋两类：阴谋多强调暗中偷袭，背地里悄然出击，令人措手不及；

而阳谋则光明正大，虽明知对方战略意图，却因无计可施，只能被对方的布局牵引，步步被动。

阴谋在历史中早已为人熟知，那么另一类阳谋，究竟是怎样在历史舞台上搅动风云的呢？

本文将分享四个历史上著名的“阳谋”典范。前三个虽各具巧思，但都基于一定的基础条件；

而最后一个则是在条件极其不利的情况下逆转乾坤，至今被多国奉为经典神作。

东汉末年，曹操挟持的汉献帝，实为当时叛军董卓扶持的傀儡皇帝。

之前董卓废黜了汉少帝刘辩，扶持的汉献帝在群雄割据的乱世中缺乏应有的正统地位。

各路诸侯对他都持怀疑甚至不屑的态度，连“清君侧”的旗号都不愿挂起，根本没把汉献帝当正统皇帝。

吕布杀死董卓后，董承带着汉献帝四处寻求支持。

起初，他们希望投靠当时势力最大的袁绍和袁术两兄弟。

但二人各怀鬼胎，袁绍甚至密谋拥立幽州刘虞为帝，试图抢夺正统地位，

而刘虞本人对此毫无兴趣，导致计划无法实施。

袁术则更为野心勃勃，根本不愿扶持他人皇帝，打算自己称帝。

他们都认为扶持汉献帝非明智之举，反倒容易招来围攻。

挟持天子的策略并非曹操独有，几乎所有有一定实力的诸侯都怀有此念，只是立谁的问题不同。

董承与汉献帝很清楚袁氏兄弟野心难测，最终选择转投曹操。

曹操收留汉献帝，自然得罪了最大诸侯袁绍和袁术。

为了平息二人怒火，又不愿放弃这张宝贵的政治牌，曹操巧妙地以汉献帝名义封袁绍为太尉。

这一封赏实为试探袁绍的态度：若袁绍接受封号，等于间接承认了汉献帝的正统地位。

袁绍既然认了，其他诸侯还敢否认么？

曹操此举运筹帷幄，迅速将危机转为政治资本。

袁绍虽好大喜功，但决策多有迟疑，最终默认了事实。

对袁绍而言，兵力才是硬道理，其他都是虚的。

经过曹操的一系列运作，汉献帝的正统性逐渐获得诸侯认可。

这并非单纯的“挟持”关系，而是一场新锐势力与名望虽衰却有底蕴的旧势力的合作。

汉室虽衰微，但依然有众多忠实拥护者及丰厚物资支持。

“骆驼死了也比马肥”，曹操所获资源使其迅速壮大，逐渐有与袁绍抗衡的资本。

对于汉献帝而言，在逃亡孤立无援时，唯有曹操愿接纳，恩情难忘。

这场计谋表面看似挟持，实则是新锐曹操与暮年汉献帝之间互惠共存的联手。

高明之处在于曹操对局势的精准把控，如何利用这张政治资源，选择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挥其最大价值。

他如教科书般操作，将一位名不正言不顺的皇帝推上正统大旗，迅速奠定道德高地，开启逐鹿中原的资本积累。

汉初刘邦推行分封制，参考前朝秦朝中央集权的教训。

秦朝李斯权力过大，干预皇位继承，导致胡亥继位时秦国迅速崩塌。

吸取教训，刘邦效仿周朝推行分封制，最初诸侯间和谐共处，皆为国家守护者。

诸侯作为皇权的守门人，国家有难时出力出资。

然而刘邦去世后，封地诸侯开始拥兵自重，萌生篡夺皇位的野心。

他们个个心怀帝王梦，想借机坐大。

皇帝心知肚明，这些拥兵诸侯如毒瘤一般难以根除。

汉景帝时期，晁错提出削藩计划，尝试限制诸侯权力。

但诸侯强烈反对，甚至联合逼宫，朝廷无力镇压，只能以牺牲晁错换得暂时平息。

“七国之乱”虽暂歇，皇权威胁日增。

直到汉武帝登基，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才真正开始削藩。

不过，汉朝北方仍有强敌匈奴，若中央与诸侯全面开战，匈奴或将乘虚而入，形成三方夹击。

汉武帝先平定北方乱局，为削藩奠定坚实基础。

他不愿正面冲突耗损国力，采取怀柔策略。

主父偃因此提出“推恩令”，核心思想是：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爵位外，其余儿子也可分封土地，获得赏赐。

这样一来，诸侯领地逐渐分裂，权势削弱，对中央威胁减少。

“推恩令”自然引来部分强势诸侯反对，尤其嫡长子和大权在握的诸侯王。

但一些无野心诸侯看不透其中玄机，甚至乐见其成，因可分封次子，也算光宗耀祖。

甚至有诸侯对长子不满，分封权力也成佳事。

因此多数诸侯接受了这一策略。

主父偃精准洞察人性——非继承者渴望权力，嫡长子惧怕权力稀释。

“推恩令”恰好激发了矛盾，成为权利冲突间的润滑剂。

从大多数非嫡长子视角看，“推恩令”是正义的象征，团结了广泛人群，维护了他们的利益，这也正是其可怕之处。

说到“围魏救赵”，人们自然联想到三十六计。

该计策主旨是解赵于魏军围困，源于战国时期桂陵之战。

当时，魏惠王派庞涓围攻赵都邯郸，赵国孤立无援，只能求助齐国。

齐威王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援赵。

孙膑佯攻魏国军事要地襄陵，分散魏军注意力，而主力绕道直取魏都大梁。

魏惠王迫使庞涓回援，魏军疲惫不堪，终被齐军大败。

然而，围魏救赵不只是简单“攻其所必救”。

邯郸被围时，齐威王召集大臣商讨是否出兵援赵。

邹忌主张不援，段干纶则认为仅驻军城外无益，

应攻魏要害襄陵，迫使魏军撤兵，否则双方久攻无果，齐国未必获利。

齐威王采纳建议，攻打襄陵，最终导致魏军主力调回，邯郸失守，齐军乘机大胜。

段干纶的见解比三十六计原文更具战略高度：

他不仅关注打败魏军，更注重通过战争实现齐国长远利益平衡。

赵魏两国成棋子，真正目标是让齐国获得绝对军事优势。

打败魏军只是表面，援赵为名，实则谋取大局利益。

最后一则谋略，来自近代中国伟大领袖毛泽东。

抗战时期，华北我党军队经历了日军严酷围剿。

日军布设严密情报网，采用经济封锁、细菌战、毒气战等惨无人道手段，八路军由40万减至36万，华北人口锐减至5000万。

尽管如此，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

毛主席提出《论持久战》，科学剖析日军优势与劣势，预言侵略者必败。

1937年平型关大捷震惊世界，表明日军并非不可战胜。

《论持久战》详述敌后游击、群众动员、民兵基础等作战方针，

文章公开发表并被译为多国语言，日本亦能详知八路军策略，仍难逃败局。

这四大阳谋中，曹操的“挟天子令诸侯”以正统大旗压制诸侯，建立道德高地；

“推恩令”深刻利用人性弱点，融合亲情与权力，削弱诸侯势力；

“围魏救赵”通过战略性威胁打破敌方均势，巩固自身优势；

《论持久战》则以科学大局观，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实现持久抗争。

前三个阳谋均以谋略者强于被算计者为基础，通过计策节省成本，实现战略目标；

而最后一个则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凭借科学理论与群众基础，彻底改变战争格局。

这四大阳谋堪称历史教科书中的典范瑰宝，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三国志》

《论持久战》

《孙子吴起列传》

《史记》

《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