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古代书籍记录中，倭国的地理记载变动差异有多大？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后汉书》的撰写时间晚于《三国志》，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于陈寿身后一百多年出生。在范晔撰写《后汉书》时，《三国志》已经成书，从《东夷列传》可以看出，范晔多有借鉴陈寿的记录，甚至对陈寿的文字进行删改润色，仅翻阅《倭传》，范晔所记倭国记事不如陈寿首创的详细，《后汉书》中其他与倭国有关的记事，依然有他独特的价值。

范晔对《汉书》的续写

范晔出身顺阳范氏，祖辈累世为官，家学深厚，其父范泰担任过国子监祭酒、侍中和左光禄大夫。范晔深受家学熏陶，《后汉书》写作于左迁宣城太守期间，他颇为推崇班固的《汉书》，认为当时记录后汉的史书都不能令人满意，志在续写《汉书》，网罗了当时与东汉相关的记录。

《后汉书》的《纪》中记录了倭国来使奉献的事情。在《汉书》中，倭国还是《地理志》中一个形象模糊的地方，光武、孝安两朝记录中，倭国遣使来朝，说明在外交活动中，倭国活跃起来。

王莽篡位使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匈奴、鲜卑和乌桓频频造访边境，边境不堪其扰。祭肜担任辽东太守期间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威震北方诸部。

光武帝刘秀赐给倭奴国王一方印章，江户时代北九州的志贺岛上挖掘出一枚金印，印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金印的出土也印证了倭国在东汉时期朝贺的事情。《魏志》描述倭国时以“带方”为参照，而《汉书》以“韩”为参照，两书成书之间的时段，朝鲜半岛的势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范晔的时代，朝鲜半岛为高句丽、新罗和百济统治，以韩指代朝鲜半岛南部，与范晔能够了解到的地理知识是相符的。与陈寿一样，范晔笔下的倭国位置同样不准确。“拘邪韩国”与《魏志》中“狗邪韩国”相近，笔误的可能性较大。

范晔在刘宋仕官，都城在建康（今天南京，是南朝宋齐梁陈的京师），他以会稽（约为今天的绍兴宁波一带）和东冶（古属会稽郡）作为参照，也是从他自身经验相近的地方得出的结论，但是与“朱崖”“儋耳”相比则过于牵强。范晔的《东夷列传》有三处独特史料，但其他大部分资料来自《魏志》，不如《魏志》详实。

沈约对《宋书》的编纂

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沈约奉命编纂宋书，效率极高，与次年二月完成纪传八十卷。沈约没有在倭国的地理位置上投注更多的注意，直接搬运了前人的内容。这里的高丽就是高句丽。汉武帝所设汉四郡之一玄菟郡，是高句丽人聚居的地方。

公元前37年，朱蒙在高句丽人聚居地建立了政权，辖区相当于鸭绿江与浑江一带。此后数次迁都扩张，于公元313年，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与百济、新罗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公元427年定都平壤。平壤是曹魏时的带方郡的首府，因此沈约把“高丽”与“带方”作替换，是符合当时高骊的控制范围的。

《宋书》的倭国记事不再提及其他倭国，倭国只有一个，从“百余国”到“倭国”，日本岛内国家出现了统一的趋势。倭国遣使次数大大多于前代，帝王本纪中《文帝纪》、《孝武帝纪》和《顺帝纪》中都有倭国来使的记事，除此之外在《宋书·蛮夷传》中的《倭国传》中记载的刘宋高祖永初二年一次，和太祖元嘉二年一次，一共七次“献方在物”的记录。

萧子显直接采用了《三国志》中的倭国方位，并对《三国志》的内容进行了高度的概括，风土习俗不再赘述。整部《南齐书》只有《东南夷列传》记录了一条倭王记事：倭王武于建元元年（公元479年）接受了镇东大将军的新称号，在此之前他还接受了刘宋顺帝的封号。

萧齐一代，朝廷与倭王往来较少。《梁书》的《武帝纪》中，新朝初立，萧衍对周边夷族重新进行册封。戊辰，车骑将军高句骊王高云进号车骑大将军。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大进号征东大将军。安西将军宕昌王梁弥囗进号镇西将军。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

镇西将军河南王吐谷浑休留代进号征西将军。建元元年（公元479年）时，倭王武获得的是镇东大将军的称号，百济在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就获得过这个称号。镇东将军是四镇将军之一（镇东、镇西、镇南、镇北），是个品位高的虚衔。

在四镇将军之上，还有四征将军，高句丽王高琏于永初元年（公元420年）获得征东大将军的称号，由此可见刘宋朝廷在对待高句丽、百济和倭国之间的差别。四征将军与四镇将军在曹魏时随着都督的权力膨胀而水涨船高，曹魏时期的东夷都没有积极获得将军封号的意向，至刘宋时，军事封号竞争变得激烈起来。

《梁书·诸夷传》中倭国的记录停留在武帝元年，与《武帝纪》相同。《倭国传》开篇称倭人为泰伯之后，漂流至倭国，倭国风俗皆抄自《魏志》，略有改动。《倭国传》在前人的基础上，卑弥呼的生卒年的范围缩小了。

《魏志》为“住七八十年，倭国乱”，《后汉书》为“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梁书》则明确写道“汉灵帝光和中，倭国乱”，《太平御览》同样记作“汉灵帝光和中”。

卑弥呼的卒年，《梁书》载“正始中，卑弥呼死”，在《魏志》中倭国在正始八年（公元247年）之后没有再出现以卑弥呼的名号朝献的，学界多认为卑弥呼死于正始八年。水野祐认为卑弥呼生于二世纪六十年代，死于三世纪中叶，这个生卒年的区间是比较可信的。《南史》《北史》为唐代李大师和李延寿共同撰写而成，李大师认为前人书写南朝诸国史时，与北朝诸国史分割开来的做法不妥。

因为南北朝立场对峙，在书写别国史时常有偏颇不实之处，李大师的修史事业未竟而卒，李延寿继承了父亲的修史的事业，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总成《南史》《北史》，献给朝廷。李氏父子在撰写倭国记事时，总结了前人的内容的同时，加入了他们所生活时代的经验。

在前人记录的倭国方位之中，以《魏志》最为详细，刘宋朝廷与倭王往来较多，但《宋书》中没有对倭国的地理知识进行补充，《北史》的《倭传》中，进行了如下归纳。作为倭国参照坐标的对象，有“带方”、“韩”、“高丽”，《北史》使用“百济”和“新罗”，此时半岛上三国的势力发生了变化。

从六世纪中叶开始，新罗在半岛的争夺战中屡次获胜，扩张势头强劲，汉江南北的广大地区被纳入新罗囊中，“统一新罗出现之前，西北疆域最盛已经抵达临津江南岸”，半岛的南部为百济和新罗分享。现代从首尔搭乘飞机飞往东京，大约花费2个半小时，首尔到东京的地理直线距离约1100多公里（2200里）。

测算单位的不同

唐人的测算单位与今天通行的公里不同，“通用的唐里对应近代公里为0.531-0.54公里”（唐尺有大小之分），所以《北史》记载的陆行加船行共三千里的约数不是臆测，而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倭人不使用唐里计算里程，用行路的天数替代里程数。

“邪摩堆”与“邪马台”音同YAMATO，也可以写作大和（ヤマト），根据倭人自述，倭国周边地势东边高西边低，在倭国范围内东西向行路花费五个月，南北向花费三个月。国土狭长符合日本的地理特点，从倭人的描述可以推测，倭国还没有掌握本州东部地区。

在中国，姓是宗族的名称，宗族由拥有共同祖先的父系血缘亲属组成，随着部族的分化，产生了氏，氏的来源主要有：地名、官职、职业、国名，秦汉之后姓氏不分。

结语

总的来说，李延寿在倭王与南朝通聘的记事上着墨不多，隋开皇二十年与大业三年记事的信息量非常大。这段与《隋书》相同，隋代之前的记录中只零星记载了倭王的名字。首先，必须比较中日两国姓氏的差别。《北史》在“又云”中保留了《魏志》《后汉书》《梁书》倭国的地里记载，可供古今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