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现在西安的富人区有哪些，大家可能轻松掰着手指头数出几个名字，但你知道大唐时期的富人区在哪儿吗？恐怕说出来你都不太信——那就是如今西安的樊川。

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后，特意将这块土地封给他的猛将樊哙作为食邑，因此这里得名“樊川”。如今的樊村，正是当年樊哙那座园林的遗址所在地。

樊川地处少陵原与神禾原之间，南接终南山下的太乙宫，北边则延伸到韦曲镇。潏水自南向北穿过这片约三十里的区域，成为这里的重要地理标志。

在汉唐时期，樊川是长安城南极负盛名的风景胜地，许多权贵在此拥有庄园别业，形成“轩冕相望，园池相依”的繁华景象。特别是樊川中段的杜曲和北端的韦曲，分别是杜家和韦家的世代居住地。

著名诗人杜甫的祖先杜预就曾在这里居住。后来，杜甫的后辈杜牧和他的弟弟都考取了进士，杜牧还写过诗赞美这片故土：“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丹桂一时芳。”杜牧晚年在樊川拥有别墅，也因此被后人尊称为“杜樊川”。

我曾多次带朋友去牛头寺旁边的杜公祠参观，朋友总好奇：杜甫一心想靠关系做官，为什么不住在长安城里，偏偏住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其实原因有两点，一是这里是他的祖居，二是此地聚集了很多达官显贵，便于交际拉关系。

唐代诗人崔护就在这里上演了一段千古传颂的爱情故事，写下了不朽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时至今日，杜曲旁的桃溪堡村依然存在，只是不知道那“人面桃花”去了哪里。

隋唐时期，樊川不仅是风景胜地，更是佛教的圣地，拥有著名的“樊川八大寺”：兴教寺、法幢寺、牛头寺、华严寺、兴国寺、禅经寺、洪福寺、观音寺，这些寺庙的遗迹至今尚存。

宋代张礼在元祐年间与友人游历长安城南，追寻唐代都城旧迹，写下了《游城南记》。他沿潏河岸走访，详细记载了樊川一带的自然风物和人文景观。

张礼注释说：《长安志》记载：潏水（古名泬水）如今称流水，源自南山流向皇子陂。如今潏水不再流至皇子陂，而是从瓜洲村附近穿过神禾潏上，穿过申店村。这里的原野被开凿得深达八九十尺，当地人称之为坑河。瓜洲村东北的原野上，还有古老的水流旧道，沿途经过张王村东、内家桥、下杜城、沈家桥。杜城西侧有丈八沟，是杜甫当年陪同公子纳凉遇雨的地方。潏水向西北流与御宿川汇合，被称为交水，位于香积寺西南。香积寺建于唐永隆二年，内多石像，塔砖裂开，院落荒凉，游人罕至。

张礼对潏河作了详尽描述，这条河流曾是樊川风景的灵魂。宋代的樊川虽然不及唐朝时的繁华，但那些盛唐遗迹依然留存。张礼游历申店村、瓜洲村、华严寺、夏侯村、杜曲、兴教寺、韦兆村，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例如，民间传说瓜洲村是杜牧种瓜的地方，但张礼查阅许浑的诗集，发现《和淮南相公重游瓜村别业》一诗，淮南相公杜佑是杜牧的祖辈，说明瓜洲村的名称由来已久，村南的原野上还有“瓜洲墓”，这让张礼怀疑这里曾是瓜洲氏族的居住地。

他还提到“东上朱坡，憩华岩寺，下瞰终南之胜”，华岩寺即华严寺，那里可以远眺终南山群峰。想象唐朝那无污染的天空，终南山的美景定格入诗，而如今若想在华严寺欣赏终南山的风光，恐怕只能看天公的脸色了。

张礼还访问了韦赵村，探访牛相公牛僧孺的乡居。韦赵村还有牛僧孺的子孙传人。牛僧孺曾在樊川获赐数顷田地，精通书法与学问，确证了这段历史。

兴教寺，又称“大唐护国兴教寺”，是樊川八大寺中最负盛名的，属于中国佛教八宗之一的法相宗祖庭。这里是唐代伟大的翻译家和旅行家玄奘法师的长眠之地。

这座寺庙先建塔后建寺。664年玄奘圆寂时葬于白鹿原，669年迁葬樊川凤栖塬，修建了五层灵塔。次年塔建寺，唐肃宗题写“兴教”二字，寺名由此而来。

张礼最后感慨道：“城南之景，有闻其名而失其地者，有具其名得其地而不知其所以者，有见于近世而未著于前代者。”意即城南风景，有的只听过名字却找不到所在，有的知道名字和地点却不明来历，有的近代才显现而古代未曾记载。张礼生活在唐朝之后不到百年，便见此景象，千年后的今天，樊川的变迁更是不可想象。

不过，樊川之名历经朝代更替，始终有人游览吟咏。清代诗人李宗渭写有一首《樊川》，其中“一夜杜陵雨，满村山杏花”尤为动人，令人心生向往。

李宗渭本人也颇有趣味，据资料他是浙江嘉兴人，名字叫宗渭，字秦川，似乎与关中地区有某种渊源，令人遐想。

如今的樊川，除了几座寺庙遗迹和散落的地名，已难寻昔日大唐的繁华。可回头看唐代长安城，也不过是昔日西安的一个影子罢了。

鲁迅曾在西安讲学时感叹：“没想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如今百年之后，唐朝那澄澈的蓝天只能永远封存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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