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西汉中后期，崛起背景不同下的外戚集团对比
西汉外戚集团伴随着王朝的兴衰，主要外戚为汉初吕氏、武帝窦田卫李之家、昭宣霍氏、宣元许氏二家、成哀平时期的丁傅与王氏混杂。以武帝托孤于霍光为节点，西汉前后期的外戚集团发生了一定的差异，本文则以双方对比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一、崛起背景不同：汉衰与汉兴吕氏外戚崛起于西汉初期，此时的西汉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吕氏子嗣辅佐高祖征伐天下而封侯，作为刘邦的结发之妻——吕后在吕氏外戚控制朝野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1.汉兴局面
高祖驾崩后，软弱无能的惠帝成为继任之君，但实际权力掌握在母后吕氏手中，以强势的姿态迫使当初白马之盟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吕禄、吕产等吕氏成员先后封王。然而朝中以张良等人为首的军功地主势力庞大，虽被迫接受吕氏封王的结果，但刘氏天下共主的身份仍然得到该集团承认。故吕后虽掌握大权，但仍对该集团颇为忌惮，不仅以吕禄等人为将军掌握宫廷禁卫军，同时出现吕氏四人封王、六人封侯的局面。
甚至在其临终之际仍在叮嘱亲属“据兵卫宫，慎毋送丧，为人所制”。正如吕后所料，周勃等人以“危刘氏”的名义将吕氏子弟铲除殆尽，甚至以非惠帝子的名义将少帝、济川王等人处死，避免吕氏后裔东山再起。此次外戚专权可以看作军功元老集团与吕氏外戚之间的争斗，双方的目的均在维护刘氏天下的局面，但二者互为掣肘，避免出现一方独大局面，保证了刘邦遗政的沿用，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武帝之时，窦田卫李四家轮番进入权力核心，但因武帝个人的强势，四者均未对刘氏政权产生威胁。虽有巫蛊之祸，但其属于刘氏内部的权力纠纷，卫氏主要人物卫青、霍去病早已逝世，因此卫氏并未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仅因太子外家而遭横祸。
2.汉衰之势
汉武之后王朝逐渐衰败，纵然有昭宣中兴，但落日辉煌难掩王朝的衰亡。此时刘氏天下共主的权威遭到挑战，“再受命”之风充斥社会，自昭帝继位出现的眭鸿之事到哀帝自导自演“再受命”闹剧以及王莽以“舜后”代汉，每一步都在否定刘氏天下主人的身份。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逐渐被世人所接受，甚至部分王公贵族也从昭帝时期的拒绝承认转变为哀平时期的积极接纳。除此之外，不断出现的天灾人祸加剧了这种怀疑。此时各外戚集团的出现均背负着拯救刘氏的重任，如霍氏以武帝托孤获权、王氏以辅佐爱酒色的成帝独大。
面对来势汹汹的排斥刘氏现象，此时期的外戚集团显得难有作为，除霍光将眭鸿处以死刑外，大多对此类言论保持中立态度。汉衰成为事实，作为附庸的外戚集团并未将精力用于改变现状，本身的腐败以及热衷于权力争夺，加剧了政治的黑暗，此时的外戚集团作为皇权的附庸却成为了西汉政权的“毒药”。二、由参政到擅权的演变
西汉外戚集团伴随着历史的进程出现了由参政到擅权的演变，其背后的推动者则是君主无疑，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及君相之间的矛盾，促使本为姻亲的外家进入权力的核心。
1.参政为初
对于西汉初期吕氏外戚现象，其参政色彩大于擅权。作为临朝承制的吕后，其有能力掌控吕氏一族的成员活动，不符合擅权中外戚僭越皇权，独揽大权的定义。吕氏一族享受高官厚禄，听命于吕后为代表的皇权，其权力尚未达到威胁皇权的程度，更难以将其看作凌驾于皇权之上。除此之外，吕氏子弟虽为王者四人、侯者六人，但并无其左右朝政的记载，更多地充当了吕后的工具角色，故其只能算为“参政”。
武帝时期频繁的更改外戚力量，在其前期有窦、田二族，中期以卫氏为主，后期则李氏为先。但其对于外戚的操控驾轻就熟，此时的外戚充当武帝加强权力的工具，不仅利用卫氏开疆拓土同时以外戚为内朝侍中等官，将位高权重的丞相转为政令执行官。虽有卫青、霍去病受封大司马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但权力依旧被武帝掌控。此时的外戚依旧扮演的皇帝“秘书”角色，对于政令决策方面发挥着参议的作用，并无实际决定权。
2.擅权为必然当西汉外戚政治趋于成熟之际，外戚擅权成为必然现象。霍光时期，昭宣二帝均将政事由其决策，每每还政，皇帝均以谦让之姿拒绝。至王莽废孺子婴，代汉而立，此时的外戚逐渐摆脱皇权的束缚，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皇帝昏庸无能导致皇帝与皇权分离，外戚成为皇权的实际掌控者。自霍光之后，开启了中国外戚由参政向擅权的转变。
霍光为首的霍氏集团属于外戚擅权的初期，具体表现大致如下三个方面：一、操纵皇帝的废立之事，如上文所述废刘贺立宣帝。二、纵览朝政，如宣帝之时，虽欲亲政，但无奈霍氏权大，甚至奏书均由霍氏预览，宣帝以芒刺在背形容霍氏独揽朝政之举。三、干涉后宫，如昭帝时，霍氏欲独受恩宠，而使后宫之人皆着“穷裤且多带”。
外戚擅权的第二次高峰为王氏一族，其利用元后为后宫之主的条件，展开了一系列僭越皇权的行为。大致亦分为三个方面：一、操纵皇帝生死，如平帝之死，在《资治通鉴》中将其归咎于王莽毒害，虽存有争议，但平帝作为王莽代汉的最后绊脚石，王莽将直接在其死亡事件中获得最大利益。之后选择宗室年仅两岁者为帝，无不在彰显王莽的政治野心。二、无视皇帝权威，上文所述事例即曲阳侯王根城中凿河且模仿白虎殿，可见其藐视皇权之心。三、独揽大权，打击异己。在王氏掌权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威胁势力。成帝时，王凤大权独揽，甚至皇帝欲任命刘向，仍遭其否定。除此之外，王凤对邛城王氏、哀帝十日一见丁傅规定、平帝母家卫氏禁止入京等都是王氏集团垄断权力的体现。
三、对宗室态度：诛杀到安抚西汉初期，惠帝为太子时，因其软弱性格难获高祖喜爱，多次欲以刘如意代替，“母以子贵”的观念下吕后、大臣全力阻挠，最终更换太子之事不了了之。
1.诛杀稳政权
惠帝死后，其皇位选择者中惠帝同辈刘氏子弟，极有可能发生夺权现象，为保证大权独揽，吕后对高帝子孙多采用诛杀的方式，避免此类行为发生。如刘如意、刘友、刘恢甚至包括刘建之子，仅保留无权势的代王刘恒、吕后亲身抚养的刘长、以郡为礼贿赂鲁元公主的刘肥。诛杀刘氏诸侯王的行为得到了大臣的默许，有利于保证汉初的政治稳定格局。
2.安抚得认同汉武帝以“推恩令”、“酎金夺爵”等彻底解决诸侯问题，致使刘氏远房如富贾一般。此背景下的西汉中后期外戚政治中，诸外戚集团对刘氏宗族多采用了优抚政策，如霍光多次赦免燕王旦谋反之罪，虽废黜刘贺但仍保其富贵，多次以皇帝名义赏赐广陵王刘胥等，在倒霍运动中，并无刘氏宗族人员协助宣帝，可见霍氏与刘氏之间的融洽。
王氏外戚则与刘氏宗族形成了政治联盟，大量的刘氏成员投靠王氏集团，不仅为其摇旗呐喊，甚至不惜出卖同为宗族成员的反王成员，如刘崇起兵反对王莽专权，然而其族父刘嘉紧闭城门拒绝刘崇的“邀请”，不仅主动向王莽请罪，获得赦免之后大范围地为其歌功颂德，以刘崇为乱臣贼子，肯定了王莽的正义性，被封帅礼侯。
总之，西汉中后期外戚集团以较优厚的待遇对刘氏宗族采取安抚的政策，避免了因专权行为引起的宗室不满现象的发生，不仅如此，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下，大部分刘氏宗族成为外戚集团成员如刘歆，在外戚政治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双方达成的默契不仅反映了刘氏宗族的日益堕落，无力挽救祖宗基业，同时体现出外戚集团的作为皇权的衍生物得到了政治上的认同。结论
汉承秦制，但秦朝存在时间短暂，故制度弊端难有显现，二百余年的西汉王朝则成为一个极好的试验场。为保证权力的高度集中，封建地主阶级不断地对行政体系进行调整。随着君主权力的不断加强，群臣、宗室逐渐被君主摒弃，与皇帝有裙带关系的外戚则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势力。中后期的西汉，可谓是外戚表演的舞台，君主昏庸、年幼等导致外戚迅速成长，以至于出现王氏外戚多次东山再起，甚至操纵皇帝废立的现象。
汉朝作为中国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时期的第一个存在时间较长的王朝，其各项政治行为对之后的王朝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西汉外戚专权作为该时期外戚势力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无论是对于后世君主加强防范外戚还是外戚本身提高自身政治安全性都具有极高的借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