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资治通鉴》中的名篇《周纪三家分晋》，其中智果关于继承人选的论述令我深感佩服。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晋国的大夫智宣子（伯爵）希望将智瑶推举为智氏宗族的继承人。智氏宗族中的智果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如果要选继承人，智瑶不如智宵。智瑶虽然有五项突出的优点，但仍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智果列举了智瑶的五大优点，分别是：第一，智瑶体格健壮，英俊潇洒，气度非凡；第二，驾车技术高超，擅长骑射，百步穿杨；第三，智瑶才华横溢，能力非凡，处事果敢；第四，智瑶口才卓越，文字才华出众，能言善辩；第五，智瑶勇气过人，刚毅果决，不容置疑。然而，智瑶虽然具备这些不凡的才能，却缺乏君主所应具备的仁德之心。他若是将这些才能用来操控他人，却丧失了仁爱之心，那他又怎能赢得他人的拥护与支持呢？智果认为，如果让智瑶继位，这将会导致智氏宗族的灭门灾祸。

尽管智果如此劝告，智宣子依旧没有听从。他决定继续推举智瑶为继承人，智果于是请求离开智族，另立辅姓。从那时起，智果自称辅果，与智氏分道扬镳，开始走自己的路。

如果我们分析辅果的言辞，他对继承人的看法极为清晰：在选择继承人时，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品德，要有仁德、仁爱之心。理想的继承人应当是德才兼备，若两者不能兼得，则德必须优先。辅果认为，尽管智瑶极为有才，但缺乏仁德，这样的人不如那些既无才又无德的人。若果真立智瑶为继承人，必定带来灾难，智氏必将灭亡。

辅果的预言最终成为了现实。智宣子去世后，智瑶继位，成为了智襄子。智襄子依仗自身的才华，过于自负，根本不把晋国的三大家族——韩康子、魏桓子和赵襄子放在眼里。某次宴会时，他当众侮辱了奉命而来的韩康子，戏弄不已。

智襄子已经拥有了晋国最大的封地，但他仍然不满足，竟然要求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三家大夫割让更多土地给智氏。韩康子和魏桓子虽然心有不甘，但碍于智襄子的权势，不敢公开反抗，只能屈服，默默割让土地。

然而，赵襄子却并不畏惧智襄子的权势，坚决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智襄子便联合韩康子、魏桓子，发动对赵襄子的攻击，围攻晋阳城（今太原）。他们甚至将大水灌入城中，企图通过水攻迫使赵襄子投降。但赵襄子并未退缩，他派遣使者劝说韩康子和魏桓子，指出“唇亡齿寒”的道理，告知他们如果智氏灭亡，三家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他提议三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智氏，并承诺事后按照功劳分割智氏的土地。韩康子和魏桓子早已对智瑶怀有怨恨，听从了赵襄子的号召，答应与其联手。

赵襄子趁机派人杀死守堤的官员，让大水涌入智瑶的大营，智瑶的军队因水灾混乱不堪。赵襄子便带领主力军从正面进攻，而韩魏两军则从两翼夹击，智瑶的军队被彻底打败，智瑶本人也在战斗中被斩杀，智氏家族最终被彻底灭除。而辅果一家则幸免于难。

智瑶的暴行，包括对韩康子的侮辱和无理的土地要求，早已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只要有一个领头人，三家联合围攻智氏就成了必然。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或宗族在选择继承人时，必须坚守“德先于才”的原则，避免选拔只具才华而无德行的人。

历史上，像智氏一样因选择无德而有才之人继位导致家族覆灭的例子并不鲜见。商朝选择了暴虐的殷受，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隋朝推举了好大喜功的杨广，结果导致了隋朝的崩溃。相比之下，明成祖朱棣在选择继承人时，以宽厚仁爱为标准，选择了性格温和的朱高炽，而非屡立战功的朱高煦，这一决定为明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资治通鉴》早在朱棣的时代就已成书，显然朱棣从智氏灭族的惨痛教训中汲取了教训，坚持以德为先，选择了有仁德之心的继承人。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