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法家思想论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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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时一些学者批判法家暴虐不仁的指责，韩非解释说：“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在法家看来，轻赏重罚或轻罪重罚，是为了社会安定，以刑去刑。商鞅指出：“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韩非的说法，更具有辩证性：“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法家认为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实现社会公正，长治久安。商鞅提出壹刑的原则：“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
在秦国变法期间，商鞅针对太子犯法，提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坚持要法办太子。但在具体的处惩上，却做了妥协。“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从这则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商鞅提出：“不宥过，不赦刑”和“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等严格、公正执法的主张。但法治的推行，需要君主的权威做后盾。表面上为法治，实质上是人治。对于这一点，法家是清楚的。这也就是法家提倡君主独揽大权的原因。即商鞅所言：“权制独断于君则成”。韩非亦云：“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法家将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君主的身上。从人之常情趋利避害的角度，否定了儒家的“修身治国”论。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君主大臣、还是庶民百姓，没有一个不是自私自利，为个人打算的。因此韩非认为：“吾是以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惩罚可以治国也。”他举例说，儒家关于忠孝的提倡是自相矛盾的，在现实中往往忠孝难两全。如果儿子举报偷窃的父亲，则是“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或者当兵的儿子为了给父亲养老而临阵脱逃，则是“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在韩非的执法思想中，亦有对商鞅“壹刑”的继承。“法不阿贵，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而要贯彻实行，只能依靠君主集权。因为在他看来，君臣之间利益不一致，彼此之间没有信任和忠诚可言。“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所以，韩非的术论，皆为君主防范与操纵臣下的权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他认为圣人之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具体而言，包括刑名参同、赏罚得当、潜御众民、驭制群臣等。刑名参同即“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观失，有过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赏罚得当即：“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潜御众民即：“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参鞠之，终则有始。虚以静后，未尝用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万民一从。”驭制群臣即：“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正与处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举之，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二者诚信，下乃贡情。”
韩非认为明于治术：“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在他的心中，理想的君主能够公正施法：“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因此：“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对于治术，韩非总结为七条：“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其权谋的意味，一览便知。韩非对于慎到、商鞅、申不害的势、法、术思想，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术法并用，法势相济，融为一体。同时，对于先秦时代道家老子之道，儒家荀子之性，墨家墨子之同，皆有所吸收借鉴。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法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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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处于战国末期的乱世，个人在朝堂的勾心斗角中沉浮，于尔虞我诈的君臣关系中，深谙权谋的阴狠、人心的险恶。对于商鞅和旬卿的情欲人性论、功利人生观笃信不疑，继承发展了以鼓励耕战、刑奸赏功为主旨的法家思想。希望通过独揽大权的君主，公正无私地以法治国。试图采取轻赏重罚等手段来杜绝奸恶，达到以刑去刑、化民为善的目的。战国末期大一统的趋势逐渐明朗，韩非作为法术之士，希望自己的理论能够为雄才大略的君主所用。《史记》载曰：“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韩非得不到重用，在他自己看来，是当涂之臣的阻碍压制。“其当涂之臣势擅事以环其私，左右近习朋党比周以制疏远，则法术之士奚时得进用，人主奚时得论裁？故有术不必用，而势不两立，法术之士焉得无危？”既然参政之路不通，就只有明哲保身，退而著书立说。
秦王嬴政读到韩非所著《孤愤》、《五蠹》，仿佛觅得知音，“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集法、术、势于一体的法家思想，的确为君主专制、大权独揽；富国强兵、一统天下提供了理论依据。秦王嬴政为见韩非而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但是善于著述，口才不佳的韩非，并未因此受到秦王的重用，“然韩知说之难，《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如果其确为自杀，一定是出于绝望。对于法家前辈吴起、商鞅的下场，韩非最清楚不过。在《和氏》一文中，他写道：“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术哉？”毕竟吴起、商鞅两位法家前辈，也曾为楚悼王、秦孝公所用，做过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韩非却遭诬下狱，百口莫辩。对此，他或许早有预见。“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独周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必不论矣。”在韩非的治术之中，虽有权谋，可他自己身为法术之士，却有孤勇者执着的一面。这是他与同学李斯最大的不同。
在韩非与堂谿公的对话中，后者举吴起、商鞅的先例，劝他“窃为先生无取焉”。韩非回答说：“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夫科身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韩非是战国末期，最后一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学说被嬴政、李斯所用，秦国统一天下后，法家思想成为帝国官方的治国理念，而大一统的帝国二世而亡，又让后人将之归罪于法家的严刑重罚、刻薄寡恩。因而韩非在后世的评价中，也就毁多誉少。作为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韩非之死结束了百家争鸣的时代。在阳儒阴法的君主专制时代里，其影响难以估量。